猕猴桃软了有酒精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战术和战略变化 - 幕府将军2: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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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最初战役中的战术和战略
1789年,法国重新启用了弃之已久的君主制议会。通过这种方式,一场革命首先削弱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权力,之后又终于将其赶下台并处以绞刑。接替的当选议会为一个革命政府提供了执政官和议会领导人,并使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变为现实。在法国这一传统上由贵族统治的社会里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不仅引起了君主制欧洲的敌视,而且当法国革命政府宣布要将其政治信仰传播到整个欧洲时,也将法国同其邻国分裂开来。当战争来临时,双方的目标远比酝酿以久的欧洲战争要宏大得多,也危险得多。尽管法国及其对手都以公开推翻敌对政权为目标,但传统的政治任务和更为有限的目标在指导军事行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场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法国军队,因为对贵族特权的敌视造成了军官和士兵的分裂。政权动摇使得法国军队的规模和作战效能受到了极大削弱。政府于1791年秋征召志愿军,11万人的军队被扩编了1/3。志愿军组成单独的部队,身着蓝色军服而不是国王军队的白色军装,并选举他们自己的军官,他们还开始用1791年的新条令进行训练。法国用这支部队于1792年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大军队作战。
考虑到东欧的情况,奥地利和普鲁士没有将其全部兵力投入战役,法国流亡者向他们保证,帮助路易十六国王重返王位的外国干涉军队在战役中会得到普遍欢迎。盟军沿莱茵河和在荷兰部署了部队,在那里,法国军队使用由志愿军和十分混乱的正规军组成的军队发动了一次进攻。这些士兵面对军纪严明的奥地利职业军人时纷纷逃跑,还指责他们的军官,甚至还以叛国罪枪毙了一位将军。之后,普鲁士军队发起攻击,包围了里尔并向南推进与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奥地利-普鲁士联军会合。该部队一直在前进,于8月下旬攻占法国要塞隆维,并于9月初与从荷兰出发的、已经攻占了凡尔登的奥地利军队会合。布伦瑞克公爵(腓特烈大帝的亲戚、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姐夫)在七年战争期间所指挥的重大的作战行动中已经表现出了军事才能。他在指挥军队时的表现如同他统治其公国那样有能力和小心谨慎。
进入法国后,布伦瑞克公爵的部队没有受到法国民众的欢迎,反倒饱受痢疾和暴雨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不凡的法国政治军事家迪穆里埃将军不从荷兰赶来迎击他们,也不将其部队与从梅斯出发的由凯勒曼将军(一位有经验的职业军官和这场革命的支持者) [ 投笔从戎注:克勒曼(1735-1820),1804年晋封荣誉元帅;瓦尔米公爵 ] 率领的部队会合的话,他们长途跋涉到巴黎、在敌国的心脏里行动也是不大现实的。迪穆里埃将军早已向其志愿部队成功地传授了一些训练和纪律,而凯勒曼将军的部队中职业军人的比例要高一些。迪穆里埃将军指挥这支联合部队在瓦尔米这条布伦瑞克公爵通往巴黎的必经之路的翼侧构筑了工事,准备与敌会战。
布伦瑞克公爵前去与迪穆里埃和凯勒曼交战,他非常重视此次会战,虽然在大革命情况下军队很可能表现得作战不力。这场战役以奥普联军的连续炮击开始,但当法国步兵依然坚守阵地、其炮兵在失去了1/3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良好状态时,布伦瑞克公爵没有向显然是很坚定的法军部队发起进攻。
两支军队面对面地僵持了10天后,联军开始向莱茵河方向撤退,结束由一支5万人的军队向一个拥有2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实施的所谓威胁。由于缺乏国王的党羽们实质上的和公开的政治支持,特别是考虑到革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活力时,这支军队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
迪穆里埃留下凯勒曼继续监视布伦瑞克的撤退,他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荷兰战区。到达荷兰后,他将6个师的部队兵分两路,于11月初对奥地利防守严密的冬季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以至少2:1的优势兵力,在热马普会战中将奥军击败,迫使其撤退,并占领了布鲁塞尔。法军士兵在炮火下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沉着镇定,也像他们的将军一样,学会了简单有效地使用1791年的新训练条令。在热马普作战中,大部分法军都以纵队方式前进,以两列横队的方式部署,以横队队形发起进攻。其他部队也按照新条令以进攻纵队成功地在一个村庄实施了攻击。
战争爆发后,法国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以加强军队,再一次用选举出来的军官来领导穿蓝色军服的独立部队。独立部队的士兵们希望推举有经验的士兵作他们的领导,其中有9位军官成为了后来的元帅,这充分表现出他们准确的判断力。但当一名前军士成为军官后,他在试图操练他一个营的部队时发现,部队的精神与纪律发生了冲突。他的手下谴责他们的新训练官对自由和平等抱有专制的敌意,经过审判将其绞死。尽管如此,志愿军和招募的士兵们对祖国和革命理想的巨大热情使之成为好学之兵,这为在与士兵有着相同社会背景的非贵族军官的领导下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纪律打下了基础。3个月的训练就能使步兵编入各营,并实施相应的新式训练。
为了执行纪律和监督高级军官,政府向各部队派遣了名为议员代表的文职政治代表,这些代表成功地向士兵们灌输了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同时也监视、偶尔也指挥那些他们有权解除其职务的军官们。但热情高涨却又缺乏纪律和训练的士兵并不能为实现新的战术条令的军事潜力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理想提供最佳的人才基础。面对国内的叛军和与英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革命政府虽然于1793年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但仍然缺乏足够的军事资源。由于这些新部队几乎没什么军事价值,所以当令人敬畏的反法联盟忙于其他政治问题而没有实施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或以更大的热情来实施其战役行动时,法国还是很幸运的。
2月,当迪穆里埃试图入侵荷兰时,皇家指挥官、正统的萨克森科堡的乔西赛亚王子在优秀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参谋班子的扶佐下迅速前出予以迎击。迪穆里埃以4.5万人的部队立即发起进攻,于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顿遇到4万人的联军。但科堡已经部署了足够的兵力对其翼侧加以防护,以抵御迪穆里埃的8支散布于广阔空间的进攻部队,并在熟练的克勒法伊特这位在七年战争中就表现出色的下属和年轻的查尔斯大公协作下,这位奥地利指挥官顶住了法军的进攻。在大公强有力的反击下,科堡部队最终将迪穆里埃的部队赶出这一地区。这一失败,再加上随后的撤退,极大地削弱了法军的士气,以至于有一半的法军部队很快就逃跑了。迪穆里埃在没能说服其手下向巴黎进军、恢复君主制的情况下,转而投降了联盟军。科堡坚持占领重要地方为主的持久战略以便保持或用于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们立即重新占领荷兰,并开始对法国城市孔代进行包围。
一位新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法军,但在一次解救孔代的战斗中丧生。另外两位将军也由于没能解救了该城而被以叛国罪处决。巴黎的共和国领导人和议会代表无法理解为何他们庞大的但却缺乏训练的军队不能迎战规模小但却指挥得当的联盟各国的职业军队。
继孔代陷落之后,瓦朗谢讷也遭到围困并投降,英国的特遣舰队开始包围敦克尔刻这一法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的基地。新任法军司令胡查德,一位无能的老骑兵,在一个能力颇强的参谋机构指导下,集结了庞大的军队,并指挥这支部队跌跌撞撞地在洪德库特向掩护对里尔的包围的奥地利军队发起了攻击。派出进攻的部队因损失惨重而退回。鉴于敌军纪律严明,胡查德想要撤退。德尔布莱尔这位议会代表说服他不要撤退,而且当胡查德去指挥右翼发起攻击时,他实际上接替了指挥权,命令位于中央的部队指挥官、年轻的儒尔当将军向敌军方向推进。
在发布了攻击命令之后,德尔布莱尔将指挥权交给儒尔当。在儒尔当执行攻击任务的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助手协助工作。德尔布莱尔和另外一个议会代表都系着红、白、蓝三色的围巾,头戴带有三色羽翎的帽子,身先士卒冲在前头。当时的报刊认为“这些代表的勇敢精神,那些飘动在他们头上的羽翎和三色围巾的标志,对士兵们始终产生着令人振奋的效果”。胡查德的成功反击对取得洪德库特的胜利至关重要。 [ 注:拉姆齐·韦斯顿·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和拿破仑一世的元帅们的崛起》,5卷本(牛津出版社,1926至1939年版),第1卷,第238页。 ]
胡查德及其4万法军部队在打退了不足其兵力一半的敌军并打通了与敦克尔刻的交通线之后,率部向东前进,在梅宁向敌发起攻击并将其击退。但他在继续向前推进时,被集中兵力对付他的联军打败,并向后撤退。
与此同时,在更远的东部地区,科堡又占领了一座城市并开始包围莫伯日。政府立即将胡查德召回巴黎,经过审判,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年轻有为的儒尔当毫无疑问地在惊恐之中接受了指挥权,并继续执行胡查德所沿用的战略,包括利用分散兵力在长达100多英里的战线上的做法。9月时胡查德已经攻击了敦克尔刻和梅宁的掩护部队;10月儒尔当率领10万部队解救莫伯日。在瓦提尼经过两天的激战,儒尔当凭借两倍于对手的数量优势,打退了科堡的部队并解除了包围。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大批士兵以散兵形式进行有效作战时,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已经被纪律和训练所取代。儒尔当将部队以纵队形式部署在战场之外,直至散兵扰乱了敌人时才率领编组好的部队快速投入战斗。成功地解除了莫伯日的包围后,政府便可以将部队派往东南方向的莱茵河,在那里于11月和12月打退了联军的部队。
1793年,虽然丢失了荷兰和一些重要的边界城镇,但法国毕竟得以生存,而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又给其新军增加了一些信心和经验。尽管他们的胜利仅给敌人造成了很小的伤亡、而自身所受到的损失比敌人大得多,但他们解救了敦克尔刻和莫伯日。该战役显示出了集中兵力对缺乏统一指挥的敌人各要点实施连续攻击的战略优势,以及将这一战法用于进攻或运用同一方法对在防御中相应集中兵力的战略优势。尽管主要的边界交战只不过是将敌人的部队赶走,但这些战役显示了在年轻将领的指挥下部队实施分散作战所产生的战略潜能,他们受到了议会代表和被送上断头台的阴影的双重激励,所以敢于在战斗中冒险。
在莱茵河和其他战线上,联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革命军积累了经验,也部分由于1793年处决了17名将军,使一些有能力的年轻军官被提拔到更高的指挥岗位上。天才和机遇加快了对将军的提升速度,例如,儒尔当在革命刚开始的4年中便由一名上尉被提升至军团司令。但到1794年,当法国政府处决了67名将军后,人们发现军官们都不愿意得到提升,甚至是列兵,虽然在前线作战非常危险,但他们也说不希望成为将军。
法国使用了1793年征兵法征兵,补充老的正规部队各营的实力和1791年及1792年招募的志愿兵部队的实力。在增加了老的部队和利用老兵指导及训练新兵的情况下,为实施1794年战役,法国将不同的志愿军和招募部队混编在一起,并将两个这样的营级单位同一个老的正规军营合并成一个被称做“半旅”的作战单位。他们甚至将不同的新老部队以建制连为单位进行轮换,直至组成3个新的完整的营。一个旅由两个半旅组成,一个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旅组成。这种编制把所有老兵都分派到了各军团,使营以上各部队能够进行的最佳组合。主要的步兵分队及各师都有自己的炮兵和骑兵。虽然还无法超过其对手,但1794年的法国各军团要比1793年保卫革命时的那支军队要强大得多。
法国的革命士兵有许多把士气和动机转变成遵守纪律和加强训练的动因。军队的环境增强了士兵们为了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战的信念和意愿,而这一理想也正是这场革命的根本。在消除了贵族军官之后,士兵们与军官的距离大为缩短,也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军官,而这些军官又将其下属看做是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自尊和对理想的忠诚也大大激励了军官们。
部队的编制也对士气有很大影响。如许多招募士兵和志愿军都来自于同一个地区,而这正如一位士兵在申请中写道的,“公民们与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在一起战斗”会产生出“更大的热情”。当军队打乱他们的小分队时,另一位士兵也委婉地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他说“同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一起作战没有一点乐趣,许多同志返回了巴黎,有几位回到了我们单位。” [ 注:约翰·林恩《共和国的刺刀:革命法国军队中的动力和战术》(厄尔巴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
将军队编为一些经常吃住在一起的小分队,可以使这些小单位得到改进,相互之间的接触也会不断增加,这将使士兵之间得到更好的合作,促进士兵统一思想和表现。这支军队在战斗中对失败的承受能力要比原来的军队大得多,因为后者将部队进一步分化成了一群单个士兵,是一支既缺乏较好的机动能力、又没有像新编分队所能提供的强大凝聚力的部队。
新组建的各军团具有许多士气和精神动力的源泉,有一些是长期形成的职业部队所具有的,另一些则是法军独自具有的特征。新条令的简化和减少对以精确的横队队形进行长途行军所必需的过于死板的训练的依赖,也有助于很快将公民转变成有战斗力的士兵。3个月的训练已使士兵们掌握了适当的机动技能,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运用新战术、发扬献身精神、发挥良好的作战能力的基础。
在战略方面,通过分散使用那些便于和愿意进攻的师,法国大革命后缺乏经验的各军团的将军们早已开始用新战法来对付他们的对手了。联军在掩护包围部队或是保护领土时总是以分散兵力形成警戒线,而缺少一个军团中各师之间的认识上的统一行动,而对这种统一行动,法国的将军们也是刚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在运用上还很不熟练。尽管如此,革命军将领们还是在1793年连续集中了很大的优势兵力打击其兵力分散的对手,并通过这一战略,使敌人陷入困境。
1794年4月,在荷兰境内向东推进的法国最北部的军团突然遭遇到一场冲突,而这场作战显示了战争中正在发生的变化。当法军到达里尔和库特赖(即科特赖克)时,它发现自己处在图尔奈的科堡和利斯河(即莱厄河)以北的克勒法伊特的部队之间。苏汉姆这位年轻的法军临时指挥官,原来是皇家军队里的一名二等兵,他立即计划用自己的内线兵力来牵制科堡,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科堡已经抢先一步,他采纳了参谋军官麦克上校富有想象力的作战方案,准备同时集中兵力向苏汉姆发起向心攻击。该方案要求主力军团分兵3路由图尔奈向西北推进,攻击正面长达6英里;另外两支特遣部队将由南面推进,在里尔附近击败法军部队之后,与主力部队和克勒法伊特部队会合,克勒法伊特的部队在沃韦克渡过利斯河后便发起攻击。
如果科堡的部队能够迅速机动,如果苏汉姆没能及时做出反应,那么联军就可以完成对法军的包围,由可相互支援进攻的7万人的联军包围8万人的法军。但苏汉姆已经认清了敌人的企图,立即改变了作战计划,集中兵力打击科堡。5月17日三支联军纵队遇到了苏汉姆的部队,其中两支打退了法军;但克勒法伊特遇到了抵抗,在其浮桥部队赶到之前无法渡过利斯河。与此同时,在南部的两支部队行动迟缓,特别是在查理大公率领下的最南面的纵队出发时就晚了,且以传统的防御队形行进,所以没能到达里尔。联军协调进攻未能实现第一天的目标。
5月18日,苏汉姆集中兵力打击敌两支主要特遣支队——因为它们最突出冒进,同时派自己一支下属部队在克勒法伊特部队向前开进时攻击其翼侧,以阻止他投入交战。科堡南面的两支特遣支队行动缓慢,大公也没有根据科堡的紧急请求做出反应——因为当加急书信到达时,他的参谋人员拒绝打扰他的休息。在兵力达到2:1的数量优势时,法军在图尔宽对距离最近的敌人的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并将两支联军特遣支队几乎击退到斯海尔德附近。法军作战很出色,一个对手把他们的散兵描述为“眼光像雪貂一样锐利,行动像松鼠一样灵活”。法军完全掌握了新的部署,一个士兵证实道,当时他们的纵队冒着炮火,“以冲锋的步伐前进,甚至是飞跑,以尽早投入战斗。” [ 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3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
法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不仅打退了敌人,而且还在敌人的撤退道路上缴获了56门排列成一线的火炮。当法国的步兵赶上被炮火所阻的联军撤退的骑兵时,他们射杀了许多联军骑兵,而且正在冲锋的法军甚至还将自己携带的火炮投入了战斗。他们不仅向骑兵开炮,而且还向随军的平民射击,一名英国士兵报告说他“看见一名士兵的妻子从怀里抱出一个婴儿,吻了一下,然后将其扔进一个小溪或是阴沟里。当她惊慌地向前跑时,还没等跑出10码便被一发炮弹打进了她背部,那声音像是一袋煤被倒空一样。”但进攻一方也损失很大,他们发现敌人的火力在防御中也很强大。一名跑动当中的士兵处在第二排的位置上,他前面是一个叫勒布隆的士兵,当一枚霰弹飞来时,他说,“击中了在第一排挡住了我的不幸的勒布隆。我看见他双手交叉,跪在地上,然后极其痛苦地捂着肚子打滚。我真地想帮他,但被恐惧震慑住了……我随着连队往回撤,全连四散开来以寻找能躲避敌炮兵的掩蔽处。” [ 注:菲普斯《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军队》第1卷,第306页;《共和国的士兵》,第276页。 ]
成功地打退了科堡的北方纵队之后,加之敌南方纵队行动迟缓,使得苏汉姆能够于5月19日集中兵力对付克勒法伊特,但他却发现克勒法伊特已经预料到了他的来攻,早已率兵撤回到利斯河之后。靠自己的能力和对中央阵地的充分利用,苏汉姆从一个计划周密、威胁极大的包围圈中挽救了自己的部队。但敌部队的部署,使法军处于包围与内线之间的边缘的态势,两翼集中之敌仅有十几英里的距离。假如联军各部队间的距离再小一点,他们早就包围并重创了法军;如果他们的距离再大一点,那么法军也会很容易地利用他们的内线阵地。但苏汉姆的能力和联军无法协调在外围的那些行动拖拉的部队,形成了内线的形势,结果把胜利送给了法军。

作战略图6.1 科堡设想的包围行动

作战略图6.2 苏汉姆在内线的行动
在新的战术条令中,法军设想以纵队队形实施机动,作战中用滑膛枪手迅速部署成横队队形,在运用中法军表现出了折衷性和随机性。他们将纵队队形既用于进攻又用于机动,当一支纵队的兵力超过一支没有准备的敌人部队时,他们将抓住机会,甚至用刺刀与对峙的敌人作战。纵队可有效地在敌人的横队队形上打开缺口,同时也容易对未做好准备的敌横队队形以统一、连续的火炮齐射进行攻击,而这种齐射通常能够阻止敌纵队的攻击。法国人还充分利用部署在前面的轻步兵和横队步兵实施散兵战术,采取保护和隐蔽行动,以便向敌人的队形持续地开火。散兵可为纵队的进攻创造机会,可在法军以横队队形进攻之前动摇敌人,或削弱敌人的进攻力量。
法国的散兵,主要是分散进行诸如掷石手、弓箭手和标枪手所实施的投掷作战,这些作战行动能够给敌人造成伤亡——虽然双方都有此类武器。法国的散兵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敌人的步兵在使用一种既能用刺刀实施突击行动又能充分发挥其滑膛枪的潜在火力的横队队形。散兵们利用沟堑、地面掩护物、房屋、树木、庄稼和篱笆,在不用受到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可以对敌人的重型步兵和火炮炮手造成重创。散兵作为法国步兵的一小部分,是受到了特别训练的人,或是熟知轻型步兵职责的横队步兵,以在该世纪早些时候以来很少运用过的程度被部署在各横队队形之间,并在双方的横队队形相遇之前投入交战。一位经历了七年战争的德国将军这样描述道,轻型步兵“总是像小偷和盗贼一样藏在树后,从不在开阔的地方露面”。法国士兵拥有作战的动力,不依赖机械的训练,在这种作战中的表现令人钦佩。散兵如果能在编队的步兵交战之前就将敌人的横队队形打乱和削弱,那么它的作用会更大。它们还在补充和取代缺乏主动性和技能低下的法国骑兵来执行侦察任务方面表现出色。 [ 注:汉斯·德尔布鲁克《政治历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第4卷,《现代篇》,小沃尔特·J·仑弗罗译,(西港,1985年版),第281页。 ]
因此,法国步兵在进攻和机动时不仅有散兵,还有横队队形和纵队。另外还由于法国陆军有一支火炮质量最好、机动性优越的炮兵部队,使得法军拥有了一个非常灵活和有效的战术系统,使之成为了一支能够适应各种自然或战术环境的、无论在防御、进攻、撤退还是前进中均能有出色表现的军队。
在战略上,这些行动因兵力分散的广度而有所区别。联军在防守城镇和交通要道时,习惯于将兵力分布成一个薄薄的警戒圈;而革命将领们却以师级为单位平均分布各军团。1793年,法军以整体一致的思想运用其部队,连续集中兵力,以攻击位于洪德库特、梅宁以及后来的瓦提尼的联军。但是科堡接受了麦克的建议,集中兵力实施了向心攻击,在此次攻击中,除了克勒法伊特的分兵前进之外,他将5万部队分布于18英里的正面上。因此,无论是联军还是法军都充分展示了步兵所固有的灵活性,其中配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成为了主要的武器系统。5月18日那一天,当法军在图尔宽取得了胜利之后,克勒法伊特进行了反击并打退了攻击他的法军时,军纪严明的联军所遭受的损失达8%;而缺乏训练但却配合密切的法军的伤亡人数的比例也大致相同。此次作战还有其他作战行动表明,指挥官在广泛分散这种富有弹性的作战队形上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这种分散兵力对加快战斗节奏和改变其特征均起到重要作用。以密集列队来实施集中指挥的双方军队在交战时,由防御一方来选择战场地点的情况不再发生。腓特烈认为,步兵在进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骑兵的重要性却进一步下降,步兵在进攻中则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分散兵力的战略与布尔塞特和吉贝尔所预想的完全一致,麦克以及苏汉姆也已经认识到了新的形势所表现出的一些潜在内容。但由于苏汉姆只是临时指挥部队,而麦克则仅仅是一名参谋军官,所以最终利用这些新情况潜在特点的使命留给了后来了解战争的将军。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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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将军时代的到来
1796年初,良好的政治关系使得当时仅仅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接受了意大利方向的法国主要军团的指挥权。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将撒丁王国和具有战略地位的萨伏依公国驱逐出战争,并打退奥地利军队。除了具有战争天才和对任何情况的驾驭欲望外,作为18世纪80年代的一名青年军官的波拿巴将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法国军队的作战条令。奥地利情报部门准确地将其描述为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理论家”,因为他十分了解布尔塞特的思想,发起了一个堪称吉贝尔作品翻板的战役。他对如何发挥法国军队的潜能有着超凡的理解力。 [ 注:《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史和地图集》(纽约出版社,1964版),地图第3页。 ]
波拿巴指挥着一支经验丰富的、但纪律不大严明的军队。他没有什么骑兵力量,由于冬季的补给不足,绝大部分马匹没能生存下来,还致使士兵无法得到充足的食品和服装。由于船只尚能沿海岸自由航行,部队还能勉强得到补给,使他们能够防守一些防止敌人进攻的要点,不让英国海军利用其优势来封闭这些商业中心。在4月初开始的进攻行动中,极富吸引力的波拿巴早已激励了他的下属,并指出意大利北部的富裕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补给。
面对联合作战但却缺乏统一指挥的联军,法军计划将其分割,并通过击败科利的撒丁部队,迫使撒丁王国脱离战争;他们希望奥地利的指挥官博利厄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奥地利的领地米兰上。战役开始后,当博利厄集中兵力猛攻暴露在沃尔垂的法军时,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自己却为波拿巴提供了机会,他分散了兵力,致使拿破仑能够向北挺进德戈,分割了撒丁和奥地利的军队。4月12日,在博利厄成功地对沃尔垂实施攻击两天之后,法军开始从海岸向德戈实施夜行军,当位于蒙特诺脱附近一支7,500人的法军对4,500人的奥地利军队实施正面攻击时,另外3,500名法军已经完成了对其后方的迂回行动,从背后对奥军发起了攻击。奥军溃败,其主力部队再未投入交战。博利厄这位年逾70的老兵开始没能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后来又没有真正努力去重新集结自己的部队;撒丁王国的部队也由同他一样年迈、而且有些优柔寡断的科利指挥。
在经历很多困难后攻占的德戈随后又失于一位有冒险精神的奥地利指挥官之手。当时守军在熟睡,他们的将军正与一个女人在床上鬼混。波拿巴轻而易举地让毫无生气的博利厄陷入了困境,并通过要迂回其阵地的连续威胁,迫使科利后撤。强有力的正面攻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一位法国未来的元帅塞律西埃 [ 投笔从戎注:塞律里埃(1754-1818),1804年晋封为荣誉元帅;伯爵 ] 参加了进攻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这位年纪较长的将军和七年战争中的老兵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表率作用。“他将部队分成三列纵队,自己则位于中路纵队的前方。他派出大量的散兵,自己手持宝剑,跑步前进,冲在他纵队前面十几步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做法。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一位老将军,坚决而果断,他的斗志由于敌人的出现而更加振奋。”冲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他率领部队取得了胜利。由于这些激烈而有效的行动,再加上已攻占了科利的阵地,从而迫使在敌撤退至都灵附近时,撒丁国王要求停战。4月28日,在法军开始向前推进两个多星期之后,撒丁王国退出了战争。 [ 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
万幸的是战役迅速结束,因为在战役的这一阶段法军在山区无法找到食物、缺少预备队并且从海边向部队运送补给的骡子数量也太少。对沿海可征集粮秣的地区进行控制导致了法军对沃尔垂的占领和博利厄对它的争夺。有一次由于缺少补给,士兵到农村去四处寻找食物,致使作战行动整整延误了一天。
各国军队在作战时都十分分散,法军的散布范围最多达30英里。但波拿巴可以把他的军团像一支小部队那样加以运用,并指挥其部队各部分的行动来完成他的战略目标。尽管交战双方没有典型的战例出现,但交战从未间断,因为双方部队始终都有接触。小型战斗和包围时断时续,使分割奥地利和撒丁军队的机动成为可能。
波拿巴不仅故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两支敌军之间,而且还尽力创造条件打开缺口以便于他的部队在里面行动。在一个与苏汉姆处于科堡和克勒法伊特之间的情况很相似的态势下,波拿巴利用对手之间的不统一,运用他的中央阵地打退了奥地利军队,然后又集中兵力对付撒丁国的军队。尽管在实力上是以4万兵力对5万兵力,但由于位于中央,使他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均能取得数量上的优势,在驱逐科利向都灵方向撤退的战斗中,这一比例最高,为2:1。他和他的下属知道如何将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利用数量优势,运用部队的机动和协同,连续地实施迂回和包围行动以打败或击退敌军。
法军的胜利使他们进入了萨伏依的富庶地区,可以为部队提供充足的食物。再加上令人振奋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意大利军团的士气,增强了他们对将军的信心。波拿巴迅速前进,企图越过波河,进入富饶且人口众多的米兰公国,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一个为他的军队提供补给的富裕的基地,还可使他能与法国保持自由联络。在越过波河的问题上,他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撒丁国停战协议中包含允许法军在瓦朗西亚渡河的条款,这一事实博利厄也是知道的。在瓦朗西亚附近集结兵力之后,波拿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如果博利厄集中兵力在瓦朗西亚准备抵抗大张旗鼓的渡河,那么他将派部队向东前进并在皮亚琴察过河;另一方案是,如果博利厄破坏其在东部渡河的方案,他则在瓦朗西亚渡河。
博利厄在沿河防御上很有经验,他将主力部署在波河和提契诺河之间。5月4日他向东派遣一支部队去防守波河,防守范围最远到皮亚琴察。但到了次日,法军开始行动,经过挑选的士兵在大部队的前面快速行军,到达皮亚琴察后,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前来阻止之前已经抢夺了船只。在奥军指挥官下令进行防御而不是发起进攻的时候,全部法军已经渡过了波河。博利厄眼看防守波河和提契诺无望,便撤回到阿达河对岸。运气和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两者相结合,使得法军一支部队在波拿巴亲自领导下,在洛迪夺占了一座通往阿达的桥梁。受挫的博利厄向明西奥河方向撤退。占领这座桥梁使波拿巴的士兵们对他们年轻的将军更加忠心耿耿,他那矮小的身材并未有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指挥能力。
撒丁王国停战后两周之内,波拿巴便占领了米兰公国,并将敌人打退了100多英里。如同1702年旺多姆元帅利用兵力的数量优势来吸引欧根的注意力、同时派部分兵力迂回到亲王位于波河的阵地侧后一样,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运用他那数量占优势的部队。与欧根这位试图通过运用其全部力量来对付法军的一半兵力、以一仗来挽救局势的做法不同的是,博利厄采取了撤退的方式;而波拿巴也与旺多姆不同,他迅速集结了全部兵力,准备应付博利厄的可能攻击。博利厄在法军面前采实施退却很可能显示出了自己的明智,他率军快速向东撤退,并再次渡过波河;否则他那分散的部队无疑会在与聪明过人的波拿巴将军协调指挥的法军各师的冲突中,遭受惨重的损失。
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使法军占领了米兰,并在该公国强行征收了大量的军税。法军虽然最初受到一些反抗,但还是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上的支持。波拿巴也试图维持他的士兵们的军纪,防止共和国军队通常都具有的掠夺事件发生,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法国大革命中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意大利的中产阶级来讲很有吸引力,形成了支持拿破仑的重要基础。米兰的民众对法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部分由于法军士兵的行为,该城8天后举行过反法起义。荷兰人也表现出相似的政治支持,加之史无前例的严冬将水上障碍全部封冻,使法军能够攻占该国,这一丰功伟绩一直以来就是西班牙和路易十四的最优秀的指挥官和士兵都梦寐以求的。
在他的部队被付给报酬和得到充分补给、部队得到休整以及农民的游击战之类的反叛被镇压之后,波拿巴于5月末挥师东进。他迅速把分兵三路的行军部队集中起来,在博格赫托强渡明西奥河,并分割了博利厄的部队。奥地利一半部队留下来继续守卫强大的城堡曼托瓦 [ 投笔从戎注:另译曼图亚 ] ,其余的部队跟随博利厄沿阿迪杰河北岸撤退。由于东部的威尼斯保持中立,波拿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将奥军驱逐出意大利。
得到来自法国的支援之后,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波拿巴主要致力于组织实施他的征服活动、征收军税、镇压反对法国统治的反叛和派部队南下,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强制恢复和平和征收重税。波拿巴的胜利使他不仅能向法国送回金钱,而且还能运回各博物馆中珍贵的绘画精品。他将部队部署在曼托瓦附近,开始是包围1.2万兵力的守军,后来当其攻城炮兵部队到达时,于7月中旬开始挖掘堑壕,以便让围城部队能在隐蔽的情况下到达城堡的护城沟,为破城创造机会。为了支援这支部队,法国通过陆路从米兰经由布雷西亚沿一条固定的、有兵力防守的道路向其提供补给。

作战略图6.3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

作战略图6.4 在内线上集中兵力
奥地利军队对法军进攻的反击行动自然是为了打退围城的法军以解救曼托瓦的守军而调兵遣将,以便给守军提供补给和填平围城的堑壕。为到达曼托瓦,奥地利军队分兵两路实施进攻,认为只要有一支部队能够突破围困,就能为守军提供充足的补给和破坏敌人的围城工事。1.8万兵力在夸斯多诺维奇的率领下沿加尔达湖的西侧南下;在东面,总司令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率领2.4万兵力沿阿迪杰河南下。波拿巴几乎是平均分布兵力以保护围攻部队,两支部队用于防护从维罗纳到莱尼亚诺的阿迪杰河,一支部队在能力非凡的马塞纳将军的指挥下阻止武尔姆泽尔的部队,一支部队则实施攻城,只有大约4,500人的部队部署在夸斯多诺维奇通路上的萨洛周围。所以当奥军于7月28日经过快速行军突然在各点出现时,法军没有中央预备队。
陆军元帅武尔姆泽尔已年过七旬,还相当耳背,但实践却证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位能够激励其部属的统帅。当他打退了马塞纳之后,夸斯多诺维奇也挥师南下,攻占了布雷西亚,切断了法军的交通线。7月30日晚上,当波拿巴完全了解了形势、意识到他正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时,他放弃了对曼托瓦的围困,集中绝大部分兵力攻击夸斯多诺维奇并将其击退。如果他能取得成功,那么法军指挥官便可以利用其内线来对付奥军元帅;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不得不通过布雷西亚或更南面的道路撤退。
但他迅速集结兵力用于对付夸斯多诺维奇并打败了该支奥军,重新占领了布雷西亚。与此同时在曼托瓦,法军已经向东撤退以保护其交通线和撤退线路,武尔姆泽尔进入了该城。之后奥军元帅计划渡过明西奥河,在他和夸斯多诺维奇的部队之间抓住法军。但在武尔姆泽尔采取行动之前,法军已经打退了夸斯多诺维奇,而这位奥军将领断定法军也已经打败了陆军元帅,于是开始向北撤退。这样,波拿巴便可以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武尔姆泽尔,而他此时已经渡过了明西奥河并在卡斯蒂利奥内这一片不利于使用他大量的骑兵的地形上部署了他的部队。

作战略图6.5 利用内线
由于要集结所有的部队,法军司令推迟了他的主要攻击,直至最初围困曼托瓦的部队赶到并根据指令在奥军的左后翼占领了阵地。武尔姆泽尔调用其第二线部队应付这一威胁,但这一行动却打乱了自己的部队。法军从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很快将奥军赶出这一地域,并渡过明西奥河。奥军元帅差点被法国的骑兵部队俘虏,他命令部队沿阿迪杰河向北撤退。这被证实是一次有序而不受干扰的撤退,正如波拿巴在报告中所说的,因为“我们的部队已疲劳至极,追击行动仅进行了3个小时。” [ 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199页。 ]
腓特烈大帝在托尔高从两面和背后同时攻击道恩,但他在敌人的视野之内配置兵力使得奥军司令有充足的时间改变他的部队部署。波拿巴在他的部队到达作战地域之前没有进行兵力集结,所以就没有给武尔姆泽尔以同样的机会。
法军宣布它取得了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胜利,并成功地从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手中挽救了法军被击败的命运。但奥军元帅也完成了对曼托瓦守军的加强、补充给养和破坏了法军包围之企图,并缴获了法军179门攻城炮和400万磅的子弹。从此以后,法军由于缺少炮兵,只能对曼托瓦进行封锁。
当波拿巴的下属部队加入交战、从背后攻击敌人时,法军以师级为单位的体制在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法军虽然兵力分散但却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战的这种能力,使法军在对敌人所有证明有威胁的向心攻击做出反应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苏汉姆面临的形势很相似,当时他发现自己处于克勒法伊特和科堡的部队之间,波拿巴同样用自己的内线集中兵力,首先攻击一个方向的敌人,之后再攻击另一支敌军。同苏汉姆一样,波拿巴也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奥军也真的有机会从正面和侧后同时向法军发起进攻。
尽管卡斯蒂利奥内会战的获胜给法军作战行动罩上了一缕胜利的光环,但波拿巴很明显没能完成对围攻曼托瓦部队的掩护任务,而且奥军还差点将其打败或将其击退。尽管波拿巴的个人能力与避免这两种结果有很大关系,但法军取胜的主要原因是法军新的战争系统中两条固有的作战原则。波拿巴显然是按照传统的做法,用警戒部队来掩护每支行军部队的方式来进行兵力的分散,对受到威胁的地点也没有提供中央预备队的加强。他在战略配置上似乎没有运用古代人早就掌握的战术方法——始终抽出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以便在进攻或防御的关键时刻投入交战。但波拿巴高效、迅速的行动以及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表明,分散的法军没有担任警戒的分队,也没有专门用于掩护某一路部队的分队。相反,法军各部队都保持相对的独立,只对自己的司令官负责。另外,这种负责制表明波拿巴也有预备队,他可以调动那些没有同敌人交战的任何部队,这些部队就像是从中央位置抽调出来的一样可以使用的预备队。从战术上讲,将军们发现要一支与敌交战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是很困难的,但从战略上讲这一问题就简单得多了。这样,他那分散的部队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而不参与抵御敌人的主要突击的部队,则作为预备队置于指挥官的支配之下。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为波拿巴的防御真正注入了活力,其军团与师及其下属各级单位得到有效的衔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编制体制来实现由对波拿巴影响极大的军事理论家所设想的战略。
所有这些特征在波拿巴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它们在大革命初期当胡查德和儒尔当在荷兰集中兵力打击联军警戒部队的一些要点时就已现端倪。但有鉴于苏汉姆在图尔宽战役开始之前就慌忙组成中央阵地,波拿巴刻意制造这种态势,他强行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博利厄和撒丁王国的部队之间。正如内线是波拿巴的战役行动中的一种样式一样,运用法军的战略和战术机动对敌人阵地实施迂回或包围也同样是他的一贯做法。在波拿巴的首次传统会战——卡斯蒂利奥内会战中,一支远在20英里之外的法军被用来对敌实施突然的背后攻击成为该会战取胜的关键因素。作战行动自始至终都表明,当小规模部队用以迟滞大规模敌军部队的行动时分散兵力是很安全的,密切协调的各老兵分队在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时所遭受的伤亡相对来讲是很小的。
在抗击奥地利军队的另外三次解救曼托瓦的作战中,波拿巴继续依靠快速集中兵力的方法和法国步兵部队迅速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的能力;他再次利用敌人的分散兵力,首先集中兵力打击一支敌军,之后再消灭另一支敌军部队;他同他的部属通常都是最大限度地对敌人翼侧实施迂回和包围。尽管奥地利军队也已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但基本的编制体制、战术条令和战略思想远远落后于法国。最后,曼托瓦陷落,波拿巴将军向奥地利的进军导致了停火。在此次停火协议中,法军除获得其他的利益之外,主要是得到了对意大利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控制权,这一胜利也是交战双方在执行的持久战略中所追求的。
尽管连续征战,波拿巴的取胜所付出的代价很小。在他与奥地利军队的几次成功的交战中,他所遭受的损失平均占其参战兵力的不到9%,而奥军则损失26%的兵力,这一比例比18世纪的所有会战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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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伦戈战役中的战略迂回
到1800年,波拿巴将军在入侵埃及之后,便成为了一位独裁者。他后来直接指挥了重新夺回意大利的战役,该国在他离开时已经被奥地利占领。一支1万兵力的奥地利军队在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米拉斯率领下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在热那亚包围了马塞纳指挥的法军,并沿里维埃拉河向法国进军,迎击只有1.4万兵力的法国守军。奥地利军队驻守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并把守着阿尔卑斯山的各关隘。波拿巴利用了一支新的部队对付强大的敌军,这支部队不足4万,大部分是未受训练的部队,另外还从德意志南部调集了1.2万兵力。
法军部队利用阿尔卑斯山的5条通路,于5月上旬开始进军意大利,其中大部分部队是从著名的圣贝尔纳关隘通过的。冰雪给炮兵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士兵们临时制作了雪橇,将火炮运过了关口。在下山的山坡上,法军遇到了巴德堡,“一个位于峡谷的最窄处、耸立于一块陡峭的巨石之上的小城堡。”该城堡控制着通路和一个村镇,成功地阻止了法军的攻击。后来法军发现了一条可以绕过它的小道,步兵可以通过,但炮兵无法通行。最后,他们携带少量火炮在夜晚绕过了该城堡,炮手们“在城堡敌人枪口之下,在黑暗中拖拽着大炮穿过小镇。为避免发出一点响声,他们在大街上撒上稻草和马粪,大炮的轮子也被包了起来。” [ 注:戴维·C·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纽约出版社,1966年版),第279页,280页。 ]
因此,波拿巴的主力部队和一小部分火炮兵能于5月23日在伊夫雷亚集结。此时,波拿巴面临两种选择,或是率军南下与米拉斯交战,去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意志坚定而又足智多谋的马塞纳,或是率兵东进米兰。他选择了米兰。波拿巴派出他的前进卫队向都灵进军,以欺骗敌人误认为那是他的目标,而自己则带领部队挺进米兰。他希望在那里可以与通过辛普朗和圣戈塔德两个关隘的来自德意志的部队会合。
米拉斯错误地判断了法军的行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热那亚的包围上和里维埃拉河战役上,另外通过塞尼山的一小股法军的行动也分散了他的精力。他认为他只要对付这股敌人就行了,因为波拿巴的前进卫队在完成佯动之后,已经向东运动,以参加在米兰的兵力集结。在米拉斯开始领悟法军的行动意图时,波拿巴已于6月2日攻下了米兰,占领了该公国,缴获了奥军大量的补给品,建立了一个为他的部队提供充足保障和供应的基地。他将圣戈塔德山口作为交通线和撤退的道路。
当米拉斯从里维埃拉召回自己的部队、集中兵力与法军交战时,波拿巴已南下波河以阻止奥军的东撤路线。在克服了奥地利守军的抵抗之后,他的部队渡过了波河,在奥地利军队的先遣部队赶到之前占领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1706年,欧根王子领兵解救都灵时,曾抢先于法军占领了这一位于波河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峡谷。现在法军封住它之后,不再是阻止敌人前进的问题,而是防止敌人逃跑。
波拿巴将军实施了一次比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的部队作战时在伊莱尔达所运用的迂回规模更大的迂回行动。当恺撒在庞培的撤退路线上部署了优势的兵力之后,他已经取得了战术防御上的主动权。恺撒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敌人的撤退,因为能够占据山区中的各个关隘;他用大约2.5万人的部队掩护长达10英里的前线,他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是很高的。另外,他的对手缺少食品,恺撒却可以利用他占优势的骑兵部队来控制农村,使他的部队得到给养,而敌人却无法得到补给。
但波拿巴却面临着完全不同而又更加困难的问题。奥地利军队不仅拥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很容易得到相对富饶的领土,而且马赛纳最终放弃了热那亚。奥军可以通过这一港口得到源源不断的补给,因为它的英国盟友已经控制了地中海。除此之外,法军对奥军在数量上并未形成多大优势,且奥军部署在波拿巴的迂回部队和位于里维埃拉的小规模部队之间。另外,如果波拿巴拥有与恺撒类似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优势的话,那么他的战术防御上优势还是可以超过任何数量优势的。但是,法军司令官虽然拥有两倍于恺撒的兵力,但他的老问题是如何阻止敌人穿他而过。
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4年前也曾困扰过博利厄,当时他试图将波拿巴赶出米兰公国。在大山之间的缺口北边,有波河、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三条河流提供了很好的屏障,但在波河的南侧却没有河流可以对波拿巴1796年用于打击博利厄的路线形成障碍。波河也对防守一方不利,因为它分割了两山之间的地域,为在北部或南部迅速集结兵力形成了障碍。与4年前博利厄不同的是,波拿巴冒险采取了分散兵力的方法,他率一半多的部队部署在河的南岸。另外,他还担心米拉斯会退兵到热那亚,因为在那里米拉斯有英国舰队的支持,既可以长期据守也可以从海上将部队撤走。
波拿巴认为米拉斯会向波河南岸逃走,但同时又担心他会向热那亚撤退,也对奥军在波河上的卡萨莱修建桥梁表示关注。于是他领兵东进亚历山德里亚,认为在那里米拉斯集结的奥军肯定比波河以南的2.8万人的法军要少。接近亚历山德里亚时波拿巴没有发现有奥军的任何迹象,便派5,000人南下进行侦察,阻止敌人向热那亚运动,并将其他兵力分散部署,一旦米拉斯率军向北运动,便立即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在6月4日早晨,当米拉斯突然领兵杀出亚历山德里亚城、用3.1万人的部队发起进攻,以期在波河南岸打开一个向东突破的缺口时,波拿巴在该城堡外的马伦戈村只有1.4万人的部队。奥军的主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展开,与法军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交战,试图从法军手中夺下马伦戈村。法军发现众多的沟堑和农家房舍为防御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正当奥军顽强的进攻要将法军赶出马伦戈时,另一支奥军也从法军战线的北部翼侧杀了过来。法军开始撤退。而71岁的米拉斯忍受不了酷热,当他的两匹坐骑被敌人的炮火打死时他也受了点轻伤,于是返回亚历山德里亚城,留下自己的部属去继续完成胜利任务。
奥军在追击法军时行动迟缓,致使法军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在马伦戈东面3英里的地方组成了一条新的战线。奥军的先头部队下午5时展开后,向波拿巴派往南面但又被及时召回以便参加会战的第二阶段的那5,000人的部队发起攻击。这一短促而又孤注一掷的交战在法军几个旅发起攻击时达到了高潮,当时法军4门火炮被运到前面,在近距离上对奥军进行射击,引起一辆奥军弹药车爆炸,另外400名法国骑兵也向奥军侧翼发起攻击。奥军开始仓惶逃跑,其骑兵部队冲过已方在道路上以进军纵队前进的部队向后方逃窜,整个奥军都掉头向亚历山德里亚退却。

作战略图6.6 拿破仑的战略迂回行动
在成功地完成了防御作战行动之后,法军遭受的损失不到6,000人,而奥军则伤亡9,000人。尽管马伦戈会战阻止了奥军的向东撤军,但其军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其部队仍可得到充足的补给,因为在会战开始之前米拉斯向他的部队分发了额外的食品和新军装。于是双方通过谈判商定奥地利军队撤向曼托瓦地区,波拿巴和米拉斯同意不再进行下一步结果未卜的作战行动。与恺撒不同的是,波拿巴的迂回行动没能消灭敌人的军队,但却以不大的伤亡迅速将敌军击退200英里,夺回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取得了法军持久战略的目标。
他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役行动表现出了法军新的战术条令的巨大潜力和其中所蕴含的战略上的可能性。法军从纵队到线式队形的迅速展开能力大大增强了其作战能力,而奥地利军队则不得不一再撤退。但是,作战的增加主要不是交战双方的军队在适合于作战的地形上、以相同的正面展开、以传统的作战方式所进行的作战时发生的,而是在敌对双方的军队都分散兵力、有频繁的接触、法军急于采取进攻行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法军纵队的战术机动使之能够更加容易地集中兵力、更易于包围和迂回其对手。在所发生的许多战术情况中,灵活机动而又协调密切的法军步兵部队都是主要采取进攻行动来对抗由军纪严明、训练有素的奥地利老兵以陈旧的作战方式所实施的防御行动。
对这些战术能力的战略应用以及在战略上采取分散兵力的做法,增加了交战双方部队的接触点,使像波拿巴这类经验不足但才智过人的指挥官能够利用分散但仍协调统一的部队,集中兵力首先打败一支敌军,之后再击败另一支敌军部队。波拿巴在卡斯蒂利奥内和马伦戈的战场上能够重新集结其部队的各部分,就充分证明了他对自己分散的部队的控制能力。在对付科利的撒丁王国的军队、博利厄的奥地利军队以及在对付武尔姆泽尔和夸斯多诺维奇时,他都在内线运用了比敌人强大的兵力,不用征得对手的同意、也不必在敌人认为适合的时间和地点就集中兵力,在比腓特烈大帝早些时候运用内线的战区小得多的地域里连续地实施内线作战。由于战斗常常在没有经过精心挑选以利于保护翼侧的地方实施,所以法军要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对对手实施包围或迂回。
尽管波拿巴的方法有时也略有不同,但他在两次机智地攻取意大利北部的战役中所运用的战略却和他的前人没有多大区别。在每次战役中,各个指挥官都将以攻占能够为其提供政治、财力和后勤支援的领土为目标。波拿巴未采取阻止敌人通过河流的阻碍、之后再占领战术和战略要点控制已占领土这一必要的后勤战略,而是依靠大量的作战行动、较小规模的会战将敌击退;他取胜主要是靠他与敌交战的能力,而不是靠敌人耗尽粮草,主动结束战役。这种作战战略和法军步兵的进攻力量以及对步兵的新式运用,使法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作战的胜利。但攻克意大利北部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理想的后勤和政治上的效果却是和旺多姆及欧根所实施的战役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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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乌尔姆的战略迂回行动和在奥斯特利茨分散敌兵力和集中己兵力行动
1805年的波拿巴,已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他在德意志运用了迂回、分散和集中的方法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战果。虽然在德意志南部他要面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的军队对峙,但在德意志的其他地区和在荷兰却没有任何人与他为敌。有巴伐利亚作为自己的盟友,拿破仑此时拥有的军队的规模和质量与路易十四时期的军队相差无几,他手中掌握着16.5万人的部队,准备实施一场迫使奥地利媾和的战役。由于手中掌有与路易十四的军队规模相当的部队,也没有了众多的对手,拿破仑试图实施一次过去法国国王无论是在力量上还是在想像力方面都无法比拟的战役行动。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也给予了拿破仑很大的帮助,如道路状况得到改善、人口增长和农业产量提高都能够向其庞大的军队提供各种供应和保障。另外,法国军队的辎重也比它的对手轻便得多。例如,它们不用携带富裕的贵族军官们的个人物品。在后来与普鲁士的一次战役中,法军的辎重只有其对手的1/8。这样一来,法军所喂养的马匹就比对手少得多,行动起来就更迅速,因为他们所占用的道路要少许多。从这一方面来讲,法军的补给同亚历山大大帝类似。
拿破仑将比他以前所统领的部队大3倍的野战军团分编成一些称做“军”的小型军团。他的作战区域从美因河到多瑙河南部,比意大利战区的宽度宽1倍。如果他率部行军400英里到达维也纳,战区纵深将比原来大2倍。除了计划开始在富饶而友好的德意志地区行军之外,拿破仑还精心准备了在他所不熟悉的地区对其庞大的军队进行保障的工作,虽然这一准备工作并不是很完美。在进入早秋时,他已经从最近的大丰收中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贮存。拿一个人口在1.5-1.6万人的地区来说,它能够为他的军队提供12.75万磅的面包、2.4万磅的食盐、3,600磅的干草饲料、6,000袋燕麦、5,000品脱葡萄酒、8,000蒲式耳稻草和100辆四马马车。军需供应军官采用一种叫做征购单的收集军税的方法,在征集物资时打收据,在自己领土或是盟友地域内的征购单由法国政府负责兑付;在敌对的地区内,这些征购单的持有者则试图向其政府索要。在一个拥有大量的粮食和饲料的国家行军时,拿破仑拥有一套彻底检查的供应机构和一整套安排从法国运来弹药和衣物的运输马车的交通路线的计划,他在当时运输技术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给他的部队提供了各种尽可能多的支持。 [ 注:来自马丁·冯·克里维尔德的资料《后勤补给战争: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剑桥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页。 ]

作战略图6.7 拿破仑在乌尔姆的迂回行动
奥地利军队于9月上旬开始发起攻击,当斐迪南大公率7万人进入巴伐利亚后,巴伐利亚军队为避免与之交战,向北转移以与法军会合。当奥军到达乌尔姆后,他们停止进军,等待其俄国盟军库图佐夫及其部队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用巴伐利亚的物资对其军队进行了补给。奥军的指挥权实际上没在大公手中,而是被麦克将军所掌握,他曾于10多年前指导过科堡王子的作战行动。麦克这位行伍出身、由寒微发迹的、能力非凡的军人,几乎被拿破仑一半的手下所低估;他也估计到法军会向乌尔姆进军。
拿破仑所率军队规模之庞大是德意志这一地区前所未见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变了此次作战行动的特征。1673年,当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沿美因河机动时,每人所率领的部队不足3万人,在他们进行战役的广大地域中就像几何图形中的几个点差不多。尽管马尔伯勒和欧根统领的军队达6万人,其对手的部队数量也大致相当,他们的部队在对战役所进行的大部分地域进行控制上还是颇有困难的。9月25日,拿破仑的大军分成7个军,在宽达100英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而每个军的规模都与蒂雷纳或蒙特库科利的整个军队规模相差无几。所有7个军均向乌尔姆北部进军。
法军各部在前进之中距离逐渐靠近,均以乌尔姆东侧的多瑙河为目标向前推进,使自己处于奥地利军队和其行动迟缓的俄国盟军之间,同时也处在位于乌尔姆的斐迪南和麦克的部队的后面。到10月6日法军抵达多瑙河时,麦克已经在乌尔姆加固的防御阵地上集中了自己的兵力。拿破仑完全可以宣布他的“出乎意料和新颖”的举动已经指导其军队“在敌人的后面行军数日,他们如想要避免一场灭顶之灾便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当法军越过多瑙河到达其南岸和唐纳沃斯东侧时,麦克终于清楚地了解了其处境,计划通过从乌尔姆向东北移动来完成撤退行动。但拿破仑猜想麦克会去夺占米拉斯,之后直接或先向南再向东退却。因此这位法国皇帝准备在乌尔姆东面进行一场会战,并将其所有部队集中于多瑙河南岸,一是准备进行一次会战,一是防止奥军由南面撤退。 [ 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396页。 ]
奥地利军队过于深思熟虑,行动又迟缓,加之道路被多瑙河的河水淹没,只有一支部队从北面的道路上逃脱,拿破仑了解情况后立即派部队前往多瑙河北岸以封堵缺口。10月20日,在斐迪南大公已经逃走之后,麦克2.7万兵力的奥军在乌尔姆向法军投降;法军手中已经关押了大量俘虏,此次奥军又丢弃了众多的人员。法军官方宣布,此役共俘获6万名敌人,并指出:“从没有任何胜利像这样完全彻底和代价如此之微小。”这位年轻的皇帝通过宏大的战略迂回行动、基本消灭了奥地利庞大的军队,从而顺利地以辉煌的成就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但拿破仑的执政能力却无法同他在面对敌人时非凡的想象力相比。麦克的表现太糟糕,例如,当他得知法军向西朝乌尔姆方向行进时,就匆匆错误地判定法军是在撤退,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已经被奥军征集了大量粮秣和掠夺过的地区生存下来。但两人在战争中对情况的处理都显示出了超人的才能,能与此战役相提并论的是1800年拿破仑的马伦戈战役。 [ 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402页。 ]
拿破仑在此役中的成功远比马伦戈战役辉煌得多,因为在这场战役中,他拥有2:1的数量优势,而且在单位空间上的兵力比率要大得多。这两个因素便可以确保他有能力阻止奥军除向西朝法国边界撤退外别无选择,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奥军的失败。
在组织了其后勤补给、派部队控制这一地区并解决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军之后,拿破仑开始向东朝维也纳方向前进,但其前进道路被库图佐夫率领的4万俄国军队所阻挡。这位才能出众的将军从自己长达4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受益匪浅。俄军开始迅速撤退,于是法军很快占领了维也纳,在奥地利首都的各种仓库中找到了充足的弹药和食品。俄军继续朝北撤退,进入摩拉维亚地区,在那里得到了加强,并与另一支奥军会合。联军在摩拉维亚的奥尔慕茨集结了兵力,拿破仑也在距布鲁恩西南40英里的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那里同样也发现了奥军装满了弹药物资的仓库。
由于在奥尔慕茨无法长期支持8.5万兵力的军队,于是联军开始前进,向拿破仑发起攻击,企图迂回其右侧以切断他与维也纳的联系。拿破仑试图诱联军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攻击其右侧上。为了分散敌兵的兵力,他首先故意让其右翼显露出薄弱不足,使敌人没有意识到在才能卓著的达武元帅的军的后方是一个设计好的陷阱,之后元帅急速行军与其皇帝会合。这样,拿破仑就已经完成了兵力集中的工作,但其战线南部的兵力远不如北部多。拿破仑早就精心策划了他第一个经典的会战行动。首先采取防守态势,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对手的愚蠢行为和他们对其右翼实施的毁灭性地打击的明显意图。他计划对敌人的中央实施一次强大的、预先筹划好的反击行动,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他通过引诱敌人对其右翼发起攻击而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他自己的部队已经集中于他的中央和左翼,以攻击敌人薄弱的中央部位。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作战技巧高超的达武元帅坚守右翼的能力。
联军的联合部队在俄国沙皇的指挥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过于自信的俄国人对待最近刚被打败的奥地利军队时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沙皇还对库图佐夫这位俄军高级将领的建议不予理睬。会战发起之前的高级军官会议的情形说明了联军的状况:当一名奥军军官说明沙皇的作战计划时,许多出席的军官对此置若罔闻,库图佐夫甚至熟睡了起来。这样联军司令部便为拿破仑发挥日臻成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绝好的陪衬。即使是像拿破仑这样的将军要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愚蠢无能的对手,如同罗马人在坎尼与汉尼拔作战时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会战按照拿破仑的计划进行。达武率兵前进,抗击俄奥联军对法军右翼的攻击。当时由于要调动如此众多的部队前进,并将其部署在泥泞有时甚至是无法通行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联军的进攻已成停止状态。当法军完成自己的部署、达武开始进行成功的抵抗之后,拿破仑立即命令向敌人中央部队发起攻击。在打破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之后,法军完成了突破并将敌分割为三部分:正在退却的中央部队;其右翼,当时正忙于与数量相当的法军进行着不分胜负的交战;攻击法军左翼的联军大部。当达武在敌人的正面发起强有力的穿插行动时,拿破仑指挥自己的中央部队的主力向联军的翼侧和其左翼部队的后方发起了攻击。两个巨大的结了冰的水塘阻碍了乱作一团的联军的逃跑,其中一个水塘上的冰面由于逃命的士兵过多和法军的炮火而坍塌。

作战略图6.8 奥斯特利茨的作战行动
1805年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会战是在拿破仑当上皇帝一周年之后实施的,从战术角度来看既让人高兴,又令人失望。法军的7.3万人中损失约9000人,这是胜利者一方长期以来传统的12%的损失率。联军占有数量优势的部队中伤亡1.5万人,如加上1.1万被俘人员,这一数字占到了联军的30%。尽管惨败于在战术行动上占优势、且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和军官所占比例很高的法军手里,联军30%的损失率同1702-1763年这一时期失败一方的军队损失率占22%相比还是相当高的。但与布伦海姆的近60%的损失相比,联军在奥斯特利茨的损失还是微乎其微的。训练有素、讲求纪律和相互协同使得即使是守旧的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在失败后的恢复也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的部队要快得多。
尽管如此,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胜利取得了喜人的政治结果:奥地利皇帝迅速讲和。此役的战术结果已远远超出了消耗的范畴,因为俄军和奥地利军队当时已经是混乱至极、士气也是十分低落。这一严重失败由于发生在奥地利领地的心脏地区,因而对奥地利皇帝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令他感到十分悲观,于是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并在领土上做出让步,以满足拿破仑的议和条件。俄国沙皇由于是在国外且距自己的国土较远的地方遭受失败,且所处的境地与奥地利的统治者有很大不同,所以拒绝议和。
奥地利本可以继续抵抗。因为拿破仑已从莱茵河前进了约500英里,在奥斯特利茨的兵力还不到战役发起之前的一半。其余部队则用于驻守他业已攻占的领土和占据各阵地以抵御各地战场上仍存在着的奥地利军队。现在奥地利虽然不依赖于俄国了,但仅仅由于其广阔的领土这一点,奥地利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以及匈牙利王国的广阔领地远比法国所征服的土地要大得多。法军虽然在德意志西南部地区来讲数量巨大,但相对那些由于他们缺少对奥地利皇帝的臣民有吸引力的政治措施而无法控制的如此巨大的领地来讲,法军数量就显得极为渺小了。
与大流士三世不同的是,弗兰西斯皇帝获得了他的各个王国中很大的忠诚,法国那些政治自由和平等的纲领对于以农村为主的人口来讲是没什么吸引力的。另外,法国人反宗教的名声也给法国的统治带来了更多的敌意。奥地利皇帝在奥斯特利茨的政治势力太强大了,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会战或阿伯拉会战胜利的意义。但拿破仑相对温和的政治目标也推进了和平的发展,奥地利持续不断的抵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所要求的让步。同过去一样,政治领导人以军事手段取得了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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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役行动的特点
拿破仑对奥地利的三次胜利展示了许多不同的新旧战役特点。他在后勤保障上的做法同在18世纪已经完善了的后勤保障制度没有什么不同,通常通过向征服地区的人民征收军税来募集补给,并尽量避免在三十年战争和共和国早期所发生的抢劫现象再次出现。他不大依靠后方来提供弹药和补给,因为他很少实施包围行动。避免在荷兰进行交战使他省却了许多包围行动,而他情愿绕过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许多坚固的要点也使这些要塞变得无足轻重了。他留下足够的兵力来镇守已占领的地区也有助于达成这一结果,而他将作战强加于敌人头上的能力大大改变了包围所具有的传统的诱惑力——刺激敌方的援军按围困者一方的意愿进行交战。
这些战役中的战术行动是继续执行1791年的条令这一法国革命的传统,虽然已进行了多次修改。法军各营以纵深12行长、50-60列宽的纵队机动,可以迅速变换成排列整齐的一些3排战斗队形。各营并未形成延绵不断的一条线式队形,但滑膛枪的火力可以覆盖队列之间的间隔。通常情况下,有些营呈线式队形,而其他营则保持纵队,随时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或是仍以纵队队形利用敌人线式队形上的缺口实施突破。他的战术的显著特点是多样性,而且拿破仑很喜欢这一点,其精神通常能激励他下属进行多种多样的部署。
尽管奥地利人最终开始采取一些法国人的思想,但根据1791年的条令所产生的战术给了法国人以更好的战术机动和通过快速部署来利用这一机动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拥有一种更好的武器系统。正如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使他掌握了战役主动一样,法军的战术体系使之拥有了稳固的优势。尽管奥地利军队优秀的骑兵部队占有很大优势,但法国人一直保持着战术上的优势,直到1800年之后拿破仑才像早期的腓特烈大帝那样改进了法军的骑兵部队。
拿破仑战役的最显著特点是会战的频率高。尽管在失败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使所有指挥官更愿意冒交战的风险,但这与18世纪的战役会战数量的大量增加没什么关系。在拿破仑刺激会战次数的不断增加的时代,战斗伤亡不再减少了。法军拥有较好的武器系统构成了一个新的制胜因素,它不仅让法军对交战结果感到十分自信,而且减少了补充士兵的花费:他们的战术减少了对训练的要求。虽然法军主要运用线式战术,只有营一级才需要适当地排成横队队形,由滑膛枪火力来覆盖线式队形间的间隙。这是对一个准确的线式列阵这一很小的要求,加之大部分行动是在纵队中发生的,这就意味着要使众多的人以线式队形的部署前进,并不需要士兵在平时操练中进行多少训练。另外,由于法军不以传统的双方在连绵的正面上进行交战这种方式作战,而是利用其机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或包围敌人的阵地,所以他们不大依靠与敌人部队在前线作战上的较快的火力射击速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滑膛枪手的射击训练。新补充的人员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士兵,特别是在那些新兵数量没有超过老兵太多的营里。虽然按人口和军队比例来讲,拿破仑时期的军队规模没有超过路易十四,但征兵制度保证了相对无需太多训练的人员的不间断供应。除此之外,法军比其绝大部分对手都更愿意利用这一人力资源,更加依靠这些招募人员的爱国主义和机动。
但这些因素只是很小一部分地解释了这些变化。最重要的是一个军团能分散成一些师级单位来迫使敌人进行交战。一个分散的军团能够绕过敌坚固的阵地,而这种机动对于过于集中兵力的、不得不作为一个部队进行交战的军团来讲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法军步兵的进攻特点——快速行军、迅速投入战斗——迫使其对手或者进行抵抗或者向后方撤退。再想通过向两边撤退,或是像蒙特库科利对蒂雷纳那样绕过自己部队的一翼来撤退是不可能了。当时这样的撤退部队必定会遇到1个师的追击,而该师很快就会又得到军团其他部队的加强。
拿破仑根据诸多不同的原因实施了许多会战。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激励下属、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能力不断寻求交战,因为他了解胜利给敌人所造成的消耗的价值,了解一场战役中戏剧性的胜利所带来的政治和心理影响。但他的所有战役行动都始终具有重要的战略内容。
在他与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最初作战中,拿破仑没有进行重大的战役行动,而是通过交战将自己的部队置于对手的部队之间,先打退一支部队后再击败另一支。在其随后渡过波河和明西奥河时,他采用了分散敌人精力的传统方法,在出奇不意的地点渡河,这些方法是他在意大利沿河战线上所采用的典型作战行动。
他在防守曼托瓦时,没有采用包围一方的掩护部队、在选择好的地点做好准备以迎击对方救援部队的进攻的做法。相反,奥地利军队分为两支纵队前进,寄希望于其中一支能够完成突破,这威胁到了波拿巴的后方,但同时也给拿破仑提供了集中兵力分别对付两支纵队的机会和必要条件。这导致了武尔姆泽尔接受在卡斯特利奥内进行交战、波拿巴以一支迂回部队通过攻击奥地利左翼的后方取得了胜利的结果。在随后的3次奥地利解救曼托瓦的行动中,这一战法反复运用,分散兵力的奥地利军队总是给对方提供一个可以利用内线的机会,其中还有一次还曾试图采取包围行动。但在每次作战中波拿巴总能打败对手,并最终保证了曼托瓦城和得到武尔姆泽尔元帅加强的守城部队及部分第二支援军部队的投降。
在对其围城部队实施的战略防御行动中,波拿巴在战术上采用了进攻行动以对付奥地利的营救行动,并利用了他的师级编制。在长达6个多月的行动中,奥地利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部队在战斗中和在曼托瓦的损失要远远超过法军的损失。那些以在内线集中兵力为目标的战役和小规模冲突并未算做是主要的战役行动。法军由纵队向线式队形转换的运用方法,及其军队的以师为单位的编制体制和相互间的协调,给内线作战赋予了新的、重要的内容,迫使敌人与之交战或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
拿破仑集中兵力的做法及其成功的作战行动,在战略上迫使敌救援部队撤兵,在战术上消耗了敌人,对削弱奥地利救援部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1797年3月,曼托瓦城及其守军已落入法军之手后,波拿巴就拥有对奥地利领土发起进攻行动的足够的兵力了。
在马伦戈战役中,作战行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波拿巴再一次颠倒了战略和战术的一般对应关系。虽然战略防御一般会导致作战中在战术上的防御行动,但波拿巴却在其对曼托瓦包围部队的防御中采取了进攻作战行动。在意大利的战略进攻中,他却在马伦戈采取防御态势:奥地利军队不得不进行交战以返回其主要基地和与其祖国相连的交通线上。马伦戈战役对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虽没有导致奥地利军队的投降,但的确使其放弃了意大利北部的绝大部分领土。
在乌尔姆也出现了同样的结局,在那次会战中集结了兵力的奥地利的大部分军队没有进行交战便缴械投降了。拿破仑从1796年进入意大利开始,围绕在乌尔姆所进行一系列的小规模会战——像从卡斯蒂利奥内到马伦戈战役那样——均执行并完成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战略机动。这些交战,不管规模大小,都使机动变得可能,而且机动又使这些作战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许多作战行动便是摘取了那些通过行军达成在内线集中兵力或迂回的胜利果实。利用内线同样也使战场取胜成为可能,随后的胜利会迫使敌人撤退。战略迂回行动由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而迫使其投降;但当敌人试图撤退时则必须采取相应的防御行动,正如米拉斯在马伦戈所做的那样。如果没有战略迂回行动,作战行动便不会发生;没有作战行动,或是没有在切断敌人撤退路线的情况下进行交战,则迂回行动便失去了其重要意义。
迫使敌人与之交战的能力,加上良好的战术体制,都大大增强了法军取胜的可能性,而这些又使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具备了先前所没有的重要性。执政官尼禄抗击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恺撒抗击庞培、爱德华王子抗击蒙福尔、腓特烈抗击包围他的敌军时都曾运用过内线作战和战略迂回行动,但它们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直到法军的散兵的出现及其在交战中所具有的与敌进行纠缠的能力才使其突然间具有了重要的作用。
但拿破仑并未改变从古斯塔夫运用持久战略中出现的基本的战略目标。他志在夺取敌人的领土以便支持其部队、削弱对手的力量并为获取战争的政治目标而取得必要的力量和影响。尽管在乌尔姆战役中他基本上消灭了奥地利的主力部队,但他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不断取得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的战略。他已经用以机动和交战为基础的作战战略取代了先辈们的以后勤为基础的战略。他用新的作战战略取代了缓慢的包围行动。他用重要的后勤战略通过进入并占领敌人的基地区域来迫使敌人撤退的方法,取代了分散敌人兵力和绕过敌部队这些被旺多姆和欧根所贯用的典型战法。
这一早期的战略行动的确预示了马伦戈和乌尔姆战役中的战略迂回行动。旺多姆元帅在与欧根王子的对抗中完成了这一机动行动,而皇家指挥官也发起了进攻以夺回其基地地区。但乌尔姆战役却极具戏剧性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因为拿破仑已经阻止了奥军的撤退并将其缴械,而这又超出了旺多姆及其集中了兵力的部队的能力。旧的、绕过敌军部队的后勤战略只能通过剥夺敌人的后勤补给来迫使其撤退;而新的作战战略却可以俘获敌军部队,因为大量分散的部队可以阻止敌人的所有退却道路,而指挥官在此时也拥有有利于己方的单位空间里的兵力比率。
拿破仑通过一个全新的作战战略,充满智慧地展示了运用新型军队执行持久战略的潜能,在奥斯特利茨的传统战役中第三次击败了奥地利军队,从而证明了他在传统作战中的表现同他在战略中的表现一样,聪明过人。由乌尔姆战役的胜利所造成的向敌人领土长驱直入,使奥斯特利茨成为结束战争的关键性会战。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的作战行动代表了战争形态转变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两支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部队在对抗时,战术防御总是占有优势。结果是自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将军们便不愿意采取进攻作战行动,都试图利用防御行动来诱使敌人向障碍发起攻击,就像亨利四世在帕尔马几乎得手那样,或是迫使敌人发起进攻以解除围困。在战略上,他们通常运用后勤战略而不是作战战略来攻取敌方领土,避免在不利的战术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交战。
拿破仑在马伦戈和乌尔姆所采取的战略性迂回行动,为迫使敌人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方法。另外,他的进攻战略也运用战术防御行动,但却给会战赋予了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是以往的交战所不具备的:敌人的退却路线已被阻断,就像塞纳河已经提前切断了帕尔马的撤退路线一样,在马伦戈的防御行动上的胜利于是便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军队虽然以师为单位,但在行动上却能协调统一,使这一战略迂回行动成为可能。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组成的战术力量使得指挥官能够自如分散兵力,以诱使敌人骑兵进攻,这些骑兵虽擅长机动但其武器系统却很弱。
而且,拿破仑在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向那些常常在自己选择的地形上部署部队、准备作战的对手(像武尔姆泽尔在卡斯蒂利奥内那样)发起进攻时也能有效地运用战术进攻行动。拿破仑之所以能采取战术进攻行动,是因为他的部队有更好的在战场上集中兵力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战术机动性,法国步兵能够快速机动和部署以攻击敌人的翼侧或后方,这些本来是骑兵的传统战法。
同腓特烈大帝一样,拿破仑也有能力采取战术上的进攻行动。腓特烈和拿破仑利用内线作战增加了他们用于交战的兵力数量;要利用内线,就需要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除非敌人对得到加强的对方的部队发起攻击。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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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优势的重要意义
军队的规模在作战中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势均力敌的古希腊铠甲步兵间的交战中,作战技巧比部队数量更为重要,除非双方一直战斗到底时,部队数量多的一方才能说是占有优势。例如,一支1万人的部队在将一支5000人的部队全部消灭或击伤之后,还有至少5000人保留了下来。在整个16世纪及其随后的一个时期里,作战技巧始终比部队数量占有优势:双方的前线保持均等的力量,而将军们则小心谨慎地将其翼侧部署于障碍物边。
但随着滑膛枪和火炮的运用,参加作战兵力逐渐比单独正面作战所需的兵力要多得多,而且当迂回和包围行动延长了战线之后,部队的数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一支更为庞大的部队不仅能够随时延长其前线,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集中较多的兵力投入作战行动。因此,在一个并不连贯的前线上,针对敌人翼侧机动的结果,拥有数量优势的一方便可以用两个营的兵力来对付敌人一个营。
指挥官以这种方法来运用其数量优势便可以取得比其数量优势比率要大得多的优势。如果两支部队的作战技巧相同而数量却不一样,双方都向对方开火,那么交战双方所遭受的伤亡同其所受到的对方射击的子弹数量的比率是相一致的。因此,如果A方部队比B方部队的人员数量大一倍,那么B方部队所受到的子弹射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伤亡将是A方部队的一倍。如果A方部队拥有2000人而B方部队仅有1000人,当在交战初期A方部队损失了1个人时,B方部队可能已损失了2个人。两支部队的比率再也不是2:1了:A方部队将拥有1,999人,而B方部队则剩下998人,双方的比率为2:0.9985。A方部队所拥有的兵力可能要比开战初期要大一些了。随着双方作战的进展,A方部队将取得消灭B方部队的力量。如果我们按照F·W·兰彻斯特理论,运用他的微分方程式来求人员伤亡这一数值,A方部队如同在常规突袭行动那样,可能不需要伤亡1,000人而是仅伤亡268人,便可以使B方部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挨上一颗子弹。
因此,当交战双方的士兵都会使用投掷武器时,如果双方指挥官都将其所有兵力投入交战,那么兵力的数量优势将产生不均衡的优势。事实上,在上述条件下交战双方的作战兵力将是其力量的平方:即一支2000人的部队所拥有的力量将是一支1000人部队的力量的4倍。这一规则的创造者F·W·兰彻斯特称之为N平方法则,前提是双方交战的士兵具有相同的作战能力。如果作战能力不同,那么只能通过将每一方士兵的作战力量平方以后的力量相乘来修改作战力量的数值。例如,如果B方部队士兵和作战效能是A方部队的2倍,它们之间的比率将是2:1,而不是4:1(2000×2000:1000×1000×2)。
这一条件也同样适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例如,假设A方部队由穆斯林骑兵弓箭手组成,而B方部队由十字军弓弩手组成,双方都十分勇猛并都能熟练运用其手中的武器。但由于徒步的步兵没有骑马者的那种不稳定性,也不用分散精力去驾驭自己的坐骑,相对骑马者来讲他会占有优势。我们假定弓弩手的作战效能是骑兵弓箭手的2倍,那么A方部队的作战效能仅是B方部队的2倍而不是4倍(2000×2000:1000×1000×2)。
N平方法则还假定双方都采取进攻行动。但比如在滑膛枪手之间,防御一方便拥有了保持不间断的齐射而不用停止前进或是考虑队列问题的优势。另外,他们还可拥有堑壕和堤岸等掩蔽。同样我们还需要针对由于在特殊地形上实施防御作战而增强了作战效能这一情况来修改N平方法则的计算结果。 [ 注:前面所述是根据F·W·兰彻斯特的《战争中的飞机:第四种武器的黎明》(伦敦出版社,1916年版),第39-53页。 ]
除了防御的好处之外,拥有占数量优势的部队在指挥官指挥作战中想将其他额外的兵力投入交战时则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能够集中占数量优势的兵力,不管如何集中兵力,都能取得巨大的优势。当将法国步兵的出色的战术作战能力与其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的好处相结合时,拿破仑便具有了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在战术上采取进攻行动的机会,虽然法军士兵缺乏奥地利军队的那种齐射技巧。但由于奥地利军队在战术进攻上没有这种得到增强的力量,法军则可以在马伦戈充分利用防御行动的传统优势,而在卡斯蒂利奥内和其他地方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在进攻上的出色表现。法军在两个领域均占有绝对优势,拿破仑的战略又最大限度地将其加以利用。他所取得的胜利和所遭受的微小损失证明,他并未放过任何取胜的捷径。但他的对手也开始采用法军的做法。到1813年,法国在战术方法上、在协调行动上和以师为单位的分散兵力上不再拥有任何优势。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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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后期的一些战役行动
拿破仑后来的作战行动同他早期的战役行动是相一致的。在1806年与普鲁士作战中,他率领领导有方的作战老兵们同一支有40多年没有重大作战经历的、其和平时期的训练只是强调腓特烈大帝所提出的方法的军队交战。他通过一次迂回行动将其部队置于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并突然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尽管普鲁士军队顽强抵抗进攻者,但法军的战术优势很轻松地便打退了普军。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达特取得两次战役胜利之后,通过强大而不停顿的战略追击横扫了普鲁士的大部分领土,确保了对其绝大部分由士气低落的士兵防守的要点及其部队的俘获。强大的法军部队迅速占领了这一小国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包括其最重要的和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只有西里西亚的一些要塞和位于波兰的一些偏远的省份及东普鲁士没被攻占。
拿破仑于是率军东进与俄国及残余的普鲁士军队交战。在人烟稀少、几乎无路可行的波兰和东普鲁士实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拿破仑有时被俄军飘忽不定的行动所迷惑,但还是将躲躲闪闪的敌军击退了150英里,此时其指挥官才决定在退却中实施一次防御作战行动,并在埃劳进行部署准备作战。在这里,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试图在战场上集中兵力以攻击俄军的翼侧和后方。他没能达到俄军的后方,但却在前沿与历来很顽强的俄军作战中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双方都损失了大约30%的兵力。在冬季营地经过了4个月的修整和补充给养之后,拿破仑又开始了他的战役行动。当俄军再次决定进行交战而非退却时,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那令人敬畏的军队给指挥不当、位置不利的俄国军队造成了30%多的损失,而法军自己的伤亡还不到14%。
这些胜利的结果使拿破仑占领了普鲁士的剩余领土,虽然已远离莱茵河1000多英里,但他也只是达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而沙皇却提出议和,他所付出的很小的代价,只是被迫放弃了援助普鲁士。
1809年4月法军与一支可怕的奥地利军队开战,而后者强大力量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具有深邃洞察力的指挥官查理大公。这位大公虽然有癫痫病,但却在37岁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深谋远虑的专家,他战胜的许多法军将领威望极高。但他还未与拿破仑交过手。他的成就、他在高级司令部长达10多年的工作经历以及由他指导实施的、虽然尚未完成的奥地利军队的改革使他产生了自信心,可以从容面对这项令人畏惧的任务。
拿破仑虽然身在巴黎,但却始终警惕着奥地利军队随时可能采取的进攻行动,他与位于德意志的法军司令部通过一项重要的发明、在法国15年前就已安装了的沙佩信号机来保持联系。沙佩信号机包括一系列彼此在视野之内的信号站,在天气晴朗时,各信号站传递信息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600英里。当查理大公突然率20万奥地利大军向前推进时,拿破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这一信息从拉特斯堡传送到巴黎用了24小时。在他赶到战区,亲自接管指挥权之前,虽然由于风暴使人们的视线受到了影响,而且也的确延误了一项重要的信号命令,但他仍通过这种信号机来指挥其军队的部署。
当奥地利军队在多瑙河上以6个军的兵力沿河北岸、2个军的兵力沿河南岸前进时,查理大公在寻找机会,以便对分散在法军各冬季营地内17万的法军实施攻击。他发现了机会,并指挥1个军的兵力在河北岸、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去打击能征善战的达武元帅,他的部队在拉特斯堡占领了一个前进阵地。查尔斯大公将2个军的兵力部署在西面,以迟滞法军沿多瑙河两岸的行动,并计划用5个军的兵力在河南岸迅速消灭达武的部队,而另外1个军则在河北岸阻止法军的撤退。但拿破仑率军快速前进,将奥地利军队一分为二,把一部分赶向了南面,另一部分赶过多瑙河使其退入波希米亚。拿破仑再一次分割了对手,迫使其两翼处于相反的方向。
当这一作战行动快要结束时,这位善于鼓动的皇帝在路过一个步兵团时停了下来,并问上校他能否见一下该团最勇敢的士兵。当上校将一名乐队队员引见给他时,这位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这个团里最勇敢的士兵。我现在任命你为法国荣誉军团的骑士,帝国的男爵,并奖励你4000法郎退休金。”这一举动,包括将一名招募的列兵提升为贵族的故事很快在全法军中传遍开来,这对所有官兵士气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 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687页。 ]
拿破仑对撤退的奥地利军队进行追击,但当他抵达维也纳时,在他成功地将查尔斯大公从该河北岸击退之前,他不得不进行一场以两次会战为标志的持久作战。他再一次迫使奥地利议和,并从日益缩小的奥地利帝国中割去了3000平方英里的土地。
1812年拿破仑入侵了俄罗斯。他统率40万法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前进,并对后勤补给做了精心的安排,以适应其大部队在人烟稀少的国家作战的需要。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波兰到莫斯科行进了600多英里,俄军在他的军队到来之前就先行撤退,并退到他的翼侧。俄军进行了两次作战,遭受了两次正面作战的失败。在9月中旬占领了俄罗斯传统的重要城市莫斯科之后,法国皇帝向俄国沙皇提出了议和建议。
沙皇对议和倡议并不感兴趣,如同法国国王在百年战争中对英国袭击骚扰不感兴趣一样。尽管拿破仑的法军对俄国的欧洲部分来讲其兵力比要比英国部队对法国领土的兵力要多一些,但法军在俄国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其向前推进后的一些交通线上的要点进行防守罢了。庞大的法国军队在俄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影响并不比英军在法国的影响大。法军及其无组织的掠夺行径使其士兵在俄国如同英国在法国抢劫一样不受欢迎。尽管拿破仑的袭击同英国的袭击一样激起了俄国在作战中的抵抗,沙皇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决心,不向任何袭击战略低头,正像14世纪时期的法兰西各个国王所做的那样。
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袭击已经遭到了失败,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于10月的第三个星期率军向波兰撤退。正像1356年威尔士亲王的袭击者向普瓦捷方向撤退一样,拿破仑的部队也满载着战利品,加之俄罗斯军队对其行军不断进行骚扰,所以行动非常迟缓。与威尔士王子不同的是,拿破仑没有温和的9月份的气候和富饶、人口稠密的法国乡村以便进行粮秣的征集。另外,法军在向回撤退当中走的是他们原来前进时已经搜刮过的地区。他们回撤路线上的补给仓库的管理和库存的东西也令法军失望。正像法国国王在普瓦捷纠缠住了威尔士亲王一样,俄军也抓住了撤退的法军,使其差点过不了别列津纳河。
像拿破仑和百年战争中的许多袭击行动一样,袭击者一方通常都要出现许多掉队者。英军在法兰西实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行动中,其部队在5个月的时间里长途行军达1000英里,损失了近一半的兵力;法军在俄国行军距离比它长一倍,面对着组织严密的对手,还不得不同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俄国乡村做斗争。其损失,虽然有许多推算,但肯定会远远超过投入该战役兵力的一半,其中包括许多法国老兵。
这一失败使俄国和普鲁士于1813年开始了反法战争。拿破仑指挥着一支由新兵组成的新的军队,表现出了他的正常才能,将10多万人的部队分散机动到德累斯顿和马格德堡。他将俄军和普军从易北河驱逐到了西里西亚,并在此期间赢得了两场大规模会战的胜利。
在经历了1813年6月和7月的停战之后,联军又增添了奥地利军队,派遣了由3位天才的指挥官统领的3支大军。在北部的柏林地区,由能力非凡的前法国元帅和瑞典王储贝纳多特指挥着约10万人的部队。在东面的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老元帅布吕歇尔统帅的兵力也是10万人左右。这位老骑兵的头脑已经老化了:他有时会踮起脚尖走路因为他认为法国的间谍已经把地板烧烫了,而且他还经常做梦,认为自己腹中怀了一头大象。但他具有许多无价的力量,包括坚韧不拔的毅力、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做出果敢决定的权力和与他的能力非凡的参谋长格奈泽瑙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南部的波希米亚,查理大公已经退休,奥地利军队的指挥权便交给了机敏、年轻的军人外交家,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王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施瓦岑贝格统帅着24万人的部队,而他的提升部分是由于在他出使巴黎时给拿破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奥地利指挥官还拥有对所有联军部队实施指挥的权力。但是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两位著名的军事家都和施瓦岑贝格在一起,这些君主又都能决定他的所有决策。由于自己的参谋机构过于弱小,加之有一大群君王及其亲信,就连这位颇具外交能力的施瓦岑贝格也不得不哀叹道,“我所承担和忍受的的确是太不人道了。在我周围是一群低能的人、偏心的骗子、阴谋家、评论家、胡言乱语之人和麻烦的批评家们。” [ 注:冈瑟·E·罗林伯格《拿破仑时代的战争艺术》(印地安纳州布卢明斯顿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页。 ]
联军也的确制定了一项对付拿破仑的内线作战的计划。如果拿破仑集中兵力对付三支部队中的任何一支,那么该部队将撤退并避免与之交战,而其余两支部队则向前推进。于是在腓特烈于1758年曾经出色地实施过内线作战的地方,联军将避免交战,让法军疲惫于不断的行军,而他们自己则将及时集中兵力并最终包围法军,直至三支部队达到能相互进行作战支援的距离上。尽管指挥官们都十分畏惧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但他们的许多军官和士兵的训练水平和作战经验都比拿破仑的毫无经验的部队要高得多、丰富得多,并且所有的联军都采用了法军的战术和战略条令,奥地利和普鲁士部队的战术作战能力长期以来就优于法军。拿破仑抗击联军45万人可怕大军的部队只有30万人。
当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发起战役、率军向西前进时,拿破仑看出波希米亚的敌军集中兵力可能很迟缓,于是决定在迂回打击施瓦岑贝格之前先前出击退布吕歇尔。布吕歇尔得到加强了的部队接近拿破仑时,遵守了联军的计划,避免与之交战,而是匆忙向东撤退,与此同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并威胁到了德累斯顿。拿破仑率军迅速西进德累斯顿,其中一支部队在4天的时间里行军达120英里。他及时集中了10万人防守德累斯顿,击退了联军20万人的进攻,并在战斗中将其击败,造成联军的3万人的伤亡,而他的部队伤亡为1万人。但在追击撤退的联军时,他却损失了1.9万人,而联军在退往波希米亚行军中却仅伤亡1.1万人。在被令人敬畏的拿破仑打败之后取得这一微小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联军统帅们的士气,用俄国军官的话说,“弥漫整个波希米亚谷地的绝望情绪变成了阵阵欢呼”。 [ 注:钱德勒《拿破仑的战役》第912页。 ]
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再一次入侵了西里西亚,在交战中打败了由于连降暴雨致使许多火枪手都无法射击而受到削弱的法军部队。但由于贝纳多特在北部的前进行动踌躇不决而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计划集中兵力打击联军北部部队,将其击退后占领柏林。但布吕歇尔继续向前推进,于是拿破仑亲率得到加强的部队去迎击他,而派勇猛无比但常常十分愚蠢的内伊元帅率领部队北上抗击贝纳多特。在一次十分草率的战斗中,内伊被贝纳多特打败。而布吕歇尔在拿破仑面前却突然退却,与此同时波希米亚的联军再一次威胁到德累斯顿。当拿破仑返回德累斯顿时,联军又一次通过山区回到波希米亚。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往返,拿破仑决定向西撤退到莱比锡,那里可为他提供一个较好的中央阵地,除此之外它还远离为联军提供避难场地的波希米亚山区。此时,联军已经得到了俄国5万人的加强,该支部队进驻波希米亚,而布吕歇尔则向西北前进以增援贝纳多特。联军目前在外线只有两支部队,相互间分开180°。
拿破仑退到莱比锡之后,给内伊派去了部队,并指挥他们向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的东部翼侧和后方前进。为消除这一威胁,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率军向西撤退而不是向东退却。到10月初,布吕歇尔已开始沿一条通往莱比锡西侧的道路向南前进。由于法军在他们的后方,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这样调动部队,是要将他们自己机动到法军的后方,对其造成威胁。尽管双方均运用了如此庞大的军队,最近的大丰收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给养,然而这一令人不可思议的积极的战役行动使得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收集食物或烤面包。
在拿破仑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时,施瓦岑贝格从波希米亚出现了,率部向北进军并从南面威胁到了莱比锡。但当拿破仑率军南下击退波希米亚的联军时,布吕歇尔和紧随其后的贝纳多特也向莱比锡推进。到10月16日,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虽然分别位于莱比锡的北面和南面,但却到达了可相互支援的距离上。在随后的莱比锡战役中,联军击败了拿破仑,32.5万人的部队伤亡8万人;而拿破仑的17.5万人的部队损失了6万人。
联军的计划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其北部和东部的部队有宽阔的地域可保障其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而波希米亚山区为施瓦岑贝格的部队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可以避免交战并最终形成对拿破仑的包围圈。但在德累斯顿除外,在那里,联军虽然有2:1的数量优势,却仍采取防御行动。他们避免与拿破仑本人作战,但却以优势兵力与他的部属交战并取得了胜利。利用内线主要依靠迫使不愿意交战的敌人进行作战的能力,有时当不愿意作战的敌军拥有广阔的空间可直接向自己的后方撤退时、以及当处于外线的军队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打击与之对抗的、已受到削弱的对手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通过协调其行动,联军得以及时集中兵力,并有效地抵消了拿破仑在空间上集中兵力做法,联军同时或协同实施的行动阻碍了对方在内线集中兵力的行动。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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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法军遭遇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
除了在俄国实施袭击行动之外,拿破仑一直采用持久战略,他的对手也采用同样的战略,但在西班牙除外。拿破仑1807年占领了葡萄牙,1808年废黜了西班牙国王,立其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但拿破仑没有估计到西班牙会对其采取敌对的态度,在那里只有很少的城市商人对自由和平等感兴趣,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憎恨法国人的无神论思想,该民族对其君主的国家体制也是忠贞不二。缺乏军纪约束的法国的招募士兵的掠夺行径彻底破坏了两国的关系。
法军的处境尤如汉尼拔在意大利。法军对付西班牙的正规军如同对付由西班牙当地政府征募的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的部队一样容易。法军开始有10万军队,是汉尼拔当年兵力的4倍,但伊比里亚半岛的面积起码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所要控制的地区的4倍。尽管西班牙缺少坚固的要塞城市和训练有素的民兵,但其国家大部分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其农作物生长也很缓慢。法军在为其军队提供给养上有很多困难,他们没有遇到在城市里的反抗,却遭到了在农村地区的飘忽不定的抵抗,在这种抵抗中他们的对手实施了游击战中的袭击战。
西班牙人不管是徒步还是骑马,他们手中的武器系统基本上是和法军的相同,那么在双方作战人员的武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他们便主要依靠在对方追击时的撤退中实施袭击来取胜。罗马人在抗击汉尼拔时尽管采用退却的方法来避免与之交战,但他们不得不大量运用防御的优势来抗击对方的正面进攻,特别是当得到要塞的帮助时。而西班牙人即使在采取防御时,法军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他们,所以只能采取退却行动。
法军在追击西班牙的袭扰部队时运用了作战战略,但发现他们极力规避会战。由于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西班牙士兵能很好地掌握法军行动的情报,并能巧妙地躲避开被派来与之交战的法军部队。如有必要,西班牙的游击队员可以通过化整为零来实施退却,甚至改装成当地居民的模样。一位法国将军在描述对这些东躲西藏的对手的愤怒时说道:“在敌人被赶跑48小时之后,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并进行一场对我们来说毫无效果的小型交战,相反,这些小规模的交战对于他们增强那些莽撞的山区居民的希望却大有益处。” [ 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
西班牙人对法国统治的好处“视而不见”,但却能提供法军正在赶来的警报,所提供的情报使得游击队员们得以集中兵力打击法军的小股分队和哨所以及防护兵力弱小的运输队和仓库。而法军却遵循持久战略,驻守着城市和交通要道。但他们缺乏阻止西班牙袭击者行动的力量,并且其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也太少,根本无法统治整个国家。
法国人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是因为他们依靠这个国家而生活,而且法军还经常允许其下属自行征购粮秣,就像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们所做的那样。一位法国将军抱怨道“志在根除”游击队员的行动失败了,使得游击队员反倒“得到被激怒的居民们的支持,因为法军部队的掠夺抢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法军的毁坏房屋、各种破坏和残暴行径造成农民与法军间的进一步不和,却使游击队得到了更多的支援,因为他们也要靠农村来生存。由于游击队也采用法国人的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有时其残忍程度与法国人一样,要不是法国人首先采用这些方法来对付西班牙人民,那么西班牙游击队很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民众支持。另外,法军用强奸、谋杀和焚烧村庄等暴行来报复那些为游击队提供支援的人的行径更加剧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不和,其结果比游击队以更为有组织的、有理由的惩罚那些与法国人合作的人员更恶劣。作战双方之间的这些不愉快的情况使许多农民感到很失望,并以暴力形式反对两个压迫者。 [ 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
由于交战双方都对对方实施报复,所以战争具有了一种野蛮性。法国人面对着不穿军装的对手,经常不按战争法的规定来对待游击队员,杀害俘虏。西班牙人也以牙还牙,例如有一位游击队首领,在审问法军的俘虏前通常先割下他一只耳朵。
经过在与法国人的小规模作战中失败的教训,游击队掌握了适合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战争的方法。他们以小部队行动,袭击法军的信使、小分队、补给货车以及防守薄弱的城镇和补给运输队。他们充分利用熟知地形的优势,知道如何摆脱对方的追击部队。他们迫使入侵者在他们所占据的所有没有堡垒的要点上筑城设防,最后迫使他们为那些携带重要的急件或官方邮件的信使派出护送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内多达300人。他们给法军造成了如此大的威胁,以至于有一个时期法军派出的用于防止袭击的部队多达9万人,而此时法军在该国的兵力总共大约才23万人。
西班牙人除了掌握了游击战争的袭击战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英国干涉部队的支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领导有方的英国军队大大增强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的实力,迫使法军在西班牙增兵,保持有较多的部队,以便实施持久作战的战役行动,抗击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的联军。另外,英国还向游击队提供武器、给养和经费,这些对于提高他们的士气、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英国与游击队共同实施的最初一次战役中,英国军官从他们的战略中学到了一课。他目睹了16个法国骑兵向400名骑马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发起冲击的情景,看到了西班牙人仓皇逃跑的样子。他们惊慌向后方奔跑,把一支英军小分队赶下了路。在英国骑兵把法军赶跑之后,西班牙指挥官向这位惊诧不已和十分愤怒的英国军官解释了他的战争方法。这位游击队指挥官解释道,西班牙战略并不打算对法国骑兵进行反冲锋,因为敌人是按这种作战进行训练和准备的;而他的手下人的任务是掠夺法军并打断他们的补给线。因此,虽然西班牙人掌握了适当的战略,但在交战中却十分可悲地却又十分聪明地注意避免与法军作战。总有一天他们的战术技巧也会同他们熟练掌握的战略一样熟练起来。 [ 注:唐·W·亚历山大《铁棒:半岛战争期间法国的反暴乱政策》(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
英国人开始时很蔑视他们的盟军在服装和武器上的五花八门以及他们缺乏与英国的线式步兵和骑兵相适应的训练和纪律。但时间长了他们便看出,西班牙人也有自己的纪律和组织体制,很适合于他们频繁使用的轻步兵和轻骑兵战术,也适合于在袭击中需要快速前进、在撤退中迅速躲避的战略要求。
法军在西班牙东北省份阿拉贡取得了对付游击战抵抗的最大胜利。在那里,常规部队在持久围困战中的失利以及随后的一次战斗令该省人民如此失望,以至于使法军的指挥官、狡猾的絮歇将军在该统治地区得到当地许多贵族的合作。意志消沉的反对派和愚蠢的游击队数量有限,使得絮歇得以在1810年初平息了该地区的反抗,当然他还要面对怀有敌意的人民。
絮歇指挥部队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游击队。1809年6月他通过一系列行动,派遣2个团的兵力去攻击西班牙3000名游击队员的基地。在他们撤退之后,法国人烧毁了他们的给养,然后成扇形散开,以控制该地区。当一个团到达卡拉塔尤城时,发现游击队已经俘虏了法国人4月份才安排到那里的官员。但当法军刚一离开该城后,西班牙人又返回了这里,撤掉了新近任命的法国官员。8月初法国人又返回来,给游击队造成了100多人的伤亡,再一次占领了卡拉塔尤城。随后不久,絮歇的部队又一次离开了,而游击队的首领又返回,在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小哨所之后,开始招集自己的部队。这促使法军从两个不同方向派出两支纵队,但由于游击队的逃跑,宣告了他们行动的失败。于是法军决定驻守该城。
由于这种连续不断的行军,有时是快速行军以便给敌方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法军掉队者众多并由此而造成了严重伤亡,这种伤亡比与他们躲闪不定、战术上十分愚笨而且通常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对手作战时所造成的伤亡还要大得多。游击队也同样遭受到了伤亡,由于法军两支纵队的扫荡而失了安全的基地,绝大部分游击队员撤退到絮歇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
1809年12月,邻近的纳瓦拉地区的指挥官与絮歇协同实施了一次战役行动。他们派遣出三支向心攻击纵队,兵力达到3个营,试图围歼一支游击队。但由于其中一支纵队在途中打散了150人的游击队员,而让其主力躲过法军的向心攻击,致使法军指挥官之间相互指责。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法军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努力,派出的兵力为上一次的3倍,在一个地区内动用了6个营的兵力,以铲除游击队。在单位空间内投入这样多的兵力却没有俘虏多少西班牙游击队,但的确迫使游击队完全分散了。他们要重新组织起来并再次对法国的占领构成威胁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于是法国制服了绝大部分游击队的反抗。絮歇驻守在该地区,控制了各个城镇或在女修道院设防,通常每一地的留守兵力在100人左右。这一计划使得法军在阿拉贡地区每500平方英里便有一个哨所,而英军在新占领的威尔士地区每100平方英里就有一个哨所。尽管如此,这一制度虽然没有阻止游击队众多的交通线,但却效果良好;这些哨所控制了邻近的地区,并为法军纵队在该地区实施扫荡、搜索游击队或是收敛税金及给养提供了基地。但当絮歇离开阿拉贡去邻近的省参加战役行动时,他便不得不将自己的兵力一分为二,通常至少要留下1万人。
这些间隙为游击队重新开始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在1810年法军兵力减少的情况下,一位游击队首领实施了一次围城作战、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打败了一支160多人的法军分队,并在打击另外一支法军小部队时俘虏了170多人。后来,虽然游击队在进攻一座城镇时和向只有80人护送的运输队发起攻击时失利,但却俘虏了一个据点中的54名法国守军,并在打败了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法军护送人员之后缴获了其运输队。之后游击队击败了一个营的新兵,他们当时正在行军去加入各个老兵团,并俘获了更多的运输队。另外一支游击队也打败了一支法军收税分队,缴获了8000只绵羊,使自己变得富足、使法军变得贫穷起来。这些游击队作战行动的例子都是发生在1810年法军兵力空虚之时,当时絮歇不得不减少自己的守军去支援其他地方的战役行动。
当法军返回之后,他们便开始采取进攻行动驱赶游击队,常常是将整个游击队赶走,有一次还俘虏了其首领,或是将他们全部赶出阿拉贡地区。当游击队有时与法军作战时,他们很少能取得胜利,一位有经验的游击队指挥官在防御作战中虽然拥有2:1的数量优势,但仍被打败了。不过游击队通常都表现出飘忽不定的特点;有两次,当法军的向心攻击部队似乎肯定能消灭由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米纳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时,这位西班牙游击队首领将其部队分散成许多小组,躲过了密集的法军部队。
所以法国人在阿拉贡的统治还是相当好的,根据他们在该省的兵力数量交替使用进攻和防御战略。这一方法的不利之处在于,在有些地方他们只能实施零散的统治。在法军撤退之后,游击队便时常返回,重新建立他们的政权,对那些发誓效忠法国人的官员进行报复。有一次当游击队俘虏了一名他们认为是特别效忠于法国人的市长时,竟将其活活烧死。不过在该地区这类的扫荡的确破坏了游击队的基地,便利了法军的收税和征集给养以支持在阿拉贡地区的法军及其在邻近省份的作战行动。
1811年9月,絮歇将其在阿拉贡地区的兵力减少到7400人,以便为实施攻克瓦伦西亚的战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此时,一支6000多人的游击队从南部进入阿拉贡地区,并包围了卡拉塔尤城,当时该城只有800名新兵和疗养的病人。3000名游击队员实施围城,将守军赶进一个女修道院,另外3000名游击队员则占领了一个隘口,并打退了试图打开通路并解救该城的一支900多人的法军。当用地雷炸开女修道院的城墙后,守军投降了。第二天第二支更大的救援部队赶到时,发现游击队和他们的俘虏早已离开了。
与此同时,游击队首领米纳从西面的纳瓦拉进攻阿拉贡北部,摧毁了一个100人的法军哨所,并包围了另一个哨所,袭击在行军途中的1000人的救援部队,击毙200人,伤271人,并接受了其投降。之后他又继续占领了阿拉贡的第二大城市。当地守军在他的部队到来之前就已经撤退了。他在该城征收了大量的钱物之后率军西返,在此期间摆脱了两支大的追击纵队的追击。这些事件,加之法军丢失越来越多的哨所以及法军主要的纵队在与游击队的两次并不重要的会战中失利,证明了游击队在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之后其战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些事件促使拿破仑组建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计划为3.6万人,但实际上规模要小得多,以便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行动来彻底根除西班牙东北部的游击队。法军在1811年冬季和1812年春季的作战中,遇到了面貌一新的游击队的进攻,他们得到了阿拉贡人民积极的支持;游击队的胜利给予了他们希望。法军打败了1811年占领了卡拉塔尤城的一支游击队,取得重大的胜利,俘虏了对方1100人。但在其他地方,法军却遭受到了一系列失败。米纳集中兵力对付追击他的两支法军纵队中的一支,并对其给予了决定性的打击,俘获了其所有火炮;一个月后,米纳又对法军3个营发起攻击并将其打败,迫使其撤退。法军以4个规模从105人到整个营不等的特遣队实施向心攻击,试图俘获游击队另一位重要首领,结果以法军各特遣队失败告终。这位首领采取了撤退行动,因为他有1000多名俘虏的沉重负担,再继续实施作战行动很困难。游击队还俘获了法军一个运输队,缴获了3000双鞋、2000件衬衫和8万法郎。有座城市的官员邀请驻军的指挥官去参加宴会,以便于游击队很容易地攻占该城并俘虏其指挥官和守军,从这些可以看出法军的政治形势衰弱到了何种程度。更有甚者,西班牙部队竟然还到法国境内进行袭扰,打败了一个法军营,向当地两座城市征收了税物,赶着2000头牛羊返回了西班牙。
1812年的失利使得法军在阿拉贡的控制能力呈下降趋势。随着俄国发起的战役行动的开始,拿破仑已经没有部队派往西班牙以增加那里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密度,游击队便灵活地利用了法军呈防御态势的弱点。游击队的一些袭击行动一方面加强了他们自己,另一方面也打击了法军。比如他们缴获了法军的运输队,或是攻入一座城市,那里有法军储存在斗牛场内的攻城炮,他们破坏了19门大炮,带着6门榴弹炮和一些马匹逃跑了。最后游击队的数量超过了法军数量的1倍多,并在战术运用上与法军不相上下,只是在作战中法军比他们更懂得如何运用骑兵和炮兵。法军在1812年前10个月就损失了3400人,这证明了西班牙人的战术水平,也说明了法军在许多小的和几次大的失败中的消耗。
法军在兵力占优势时所占据的那些要塞的确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当他们一旦采取守势时却发现它们已经成了一种负担。这些哨所以小规模的驻军形式占用了许多部队,这些驻军兵力太小,以致于不敢走出高墙去试图控制其周围的乡村。这样一来,法军就失去其机动性,而游击队则拥有了大量的行动自由去集中兵力攻击那些诱人的目标;在西班牙游击队掌握了利用爆破实施围城的技术或在拥有了火炮之后,那些小哨所所拥有的防御力量也消失殆尽了。尽管如此,堡垒防御仍具有其传统的威力。例如,一支700人的游击队没能攻克一座仅由22位坚强的守军把守的有高墙围绕的要塞。西班牙人被高墙所吓倒,他们用了3天时间挖开了一条穿过高墙的通道;但进攻者却无法通过,反倒造成了30多人的伤亡,于是他们放弃了对该堡垒的围攻。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守军都表现得如此勇敢。
通常法国人解救一座被困堡垒的方法,仅仅是利用机会从暴露的阵地上撤走守军并放弃该哨所。这就加快将拉阿贡转交到西班牙人手里的进程。西班牙人控制了法国薄弱守军地区的周围区域,并对法军已撤离的区域实施理所当然的控制。在那些法军仍很强大的地区,游击队便将农民的牲畜拉走,这样他们就无法向法国人的仓库运送以税收的名义征集来的谷物了。在那些法国人的控制较弱的地区,农民们便在法国收税分队到来之前携带着值钱的东西逃跑。游击队也向农民收税,只是收税率比法国人低罢了。
于是渐渐地,法国人的基地区域不断缩小,西班牙人的基地的区域不断扩大,游击队的数量也随着其基地的不断延伸而不断壮大起来。这种情况同百年战争后期的法国人采取的进攻行动有相似之处。当时法国人慢慢地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城市和城堡,赶走了数量处于劣势但在防守上却很强大的英国人。到1813年春,西班牙人已经控制了阿拉贡地区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域,法国人所能做的仅仅是保持其交通线的畅通。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命令实施另一次针对游击队的战役行动,所动用的部队是他计划将来用于对付英国军队的。法国皇帝将这一战役交给了克劳泽尔这位才能出众但却没有对付游击队经验的将军。这位将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米纳上,因为他首先消灭了克劳泽尔的两个营,俘获了1000多名俘虏。面对克劳泽尔的进攻行动,米纳分散了其部队的兵力,而法国将军则将其兵力分为两支纵队去对付他其中一股力量。其中一支法军纵队追上了米纳,双方进行了伤亡巨大的交战,迫使米纳分散其兵力实施退却。尽管克劳泽尔认为这次交战“决定不了什么”,但他还是向其上司呈送了一个乐观的报告,称米纳已被他打败,这类报告也是絮歇的报告所具有的特性。于是就这样结束了打击游击队的最后一次战役行动;法军在英国军队将其击败并逼近法国边境之后迅速撤离了阿拉贡地区。
许多游击队首领都是原西班牙正规军官出身,他们从法国占领军和软弱的约瑟夫国王的政府手中夺占了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米纳这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他们的代表。当法国入侵时米纳还仅仅是一位年轻的农场主,后来成为了模范的组织者和战略家。他声称自己在两年的时间里共参加了143场战斗,攻占了14座城堡,俘虏了1.4万法国人。在随后对待其俘虏的行为上比其他的游击队领导人都要更人道一些。他在迅速集中兵力实施袭击和快速撤退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甚至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分散他那些组织严密有序、纪律严明的部队并在安全的时候将其重新召集起来时,也都表现出这种天才。同其他西班牙领导人一样,他也充分利用了纳瓦拉和阿拉贡北部的崎岖山地来躲避其对手。
做事认真的米纳将其控制的地区组织得非常严密,他甚至有自己的火药厂。他对自己控制的西班牙北部地区的交通垄断得如此严格,以至于向那些想要通过该地区的商人和其他人出售通行证。这些收入不仅使他能够付给手下薪金,而且还能够使他仅仅局限于抢掠法国人。这一政策成为他的部队的严格纪律的补充,并且由于解除了战争给小农场主这些他最可信赖的支持者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确保了他在人民之中的政治地位。后来他通过缴获法国军装来为自己的部队提供军服,并通过中间商与占领者进行贸易来解决自己的许多其他需要。最后他安排了几条从法国到西班牙的线路,他只没收战争物资,其他商品在给他上交关税之后均可放行。
因此,西班牙游击队的战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打破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的企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国人也在其他地方遭到过此类的抵抗,但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规模和这样不懈的抵抗。安东尼·亨利·约米尼这位与法国人一起在西班牙呆过的军官,作为拿破仑战争和腓特烈大帝战争的著名诠释者,曾对法军在西班牙遭遇到的困难做过如下描述:
入侵者只有一支部队:他的对手也有一支部队和一个武装起来的整个或几乎是整个民族,他们以一切形式实施抵抗,其民族的每一位成员都齐心协力地对付其共同的敌人;甚至连非战斗人员也都对他的毁灭感兴趣,并运用其力所能及的所有方式来加速这一结果到来。他除了宿营地之外几乎无立足之地;在他的营地之外,所有东西都对他充满敌意,他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成千上万的困难。
当该国很顽强抵抗时,这些障碍就变得几乎无法逾越了。每一个武装的当地居民都了解那些极狭窄的小道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为他提供帮助的亲戚和朋友;指挥官对该地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对侵略者在途中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立即了解到,并能采取适当的行动挫败敌人的计划;而后者对对方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派出分队去收集情报,除了刺刀别无其他资源,只有在兵力集中时方能安全,同盲人无异:其配合总是失败;当进行了极其周密的行动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经过令人疲劳不堪的行军,他认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并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时,却发现敌人踪影皆无,只剩下堆堆篝火;因此当他自己正像堂吉诃德那样大战风车时,他的对手已经占领了他的交通线,消灭了留下来守卫的分队,突然袭击了他的运输队、他的仓库,并发动了一场对入侵者来讲是灾难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不可避免的遭到失败。
随后约米尼又描述了游击队的无处不在和其机敏灵巧。他曾与一个炮兵辎重队的一行人马一起住宿在“距营地2-3里格 [ 译者注:长度名,约为3英里 ] 的4座桥梁之间的地方,在50英里之内的地方还未发现过西班牙的部队……但是,”他继续描绘道,“在一个晴朗的夜晚,辎重队的一行人马——包括人员和马匹——都消失了,我们很可能会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被单独监禁的受伤下士逃回来报告说,农民们在僧侣和牧师的带领下把他们抢走了。”这场战争,他描述道,“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和它一样的惊人故事。用墨西哥的所有黄金也无法买来法国人可值得信赖的情报;给他们的情报只不过是引他们进入早已设计好的陷阱的诱饵。”
他阐述了在这类战争中取胜所必需的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和持久战略。“任何一支军队,不管纪律多么严明,都无法在与适用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体系的对抗中取胜,除非它极为强大,可能占领该国的所有要点地区、能够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同时还能提供充足的军队以便在敌人出没的任何地方将其打败。”
在如此描述了与亚历山大大帝在大夏和粟特所运用十分相似的军事行动之后,约米尼又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政治上的评论。亚历山大通过与当地的公主罗克桑娜结婚而成功地利用了政治手段,而拿破仑用其兄长来取代西班牙国王却没有了这些有利条件。约米尼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低层次的政治上面,“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使取胜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下面的一系列方法可确保它的实现——具体讲:通过向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抵抗分配兵力来展示强大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来安抚民众的情绪,用时间和耐心来消磨他们,对其表现出热情、友好,并辅之以严厉,另外还特别重要的,是对人公平合理。”
绝大多数法国军官都依靠过于残忍的严厉甚至是恐怖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能威吓住西班牙人,但却无法抑制他们的敌对情绪。从絮歇在阿拉贡的统治中,约米尼总结出了他对付游击队的政治方法。絮歇在运用军事手段对付游击队方面并不是什么典范,但在运用政治手段上却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很幸运的是,他在刚开始实施统治的7个月里,他手中掌握着2万人的军队,所对付只是一群愚蠢而又低级的游击队员,使他能够着手安抚西班牙人。他通过吸引重要人物参与他的政府管理的手段,机敏地安抚了大部分反对派,他还通过现有的低级官员来实施统治,并尽最大努力去安抚教堂,约束自己部队士兵的怪异和粗鲁行为。对那些上交了税赋和不积极从事反抗的农民,他便不再去打扰他们。这位将军很现实地采取默认的态度,只对那些与法军对抗的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例如,一般情况下对那些持有武器的牧师要处以绞刑。只要他拥有足够的兵力、不去支援邻近那些没有像他那样征服了当地人的省份进攻游击队的行动,那么他的政策还是很成功的。他建立的帮助法国军队的西班牙军队无法招募到400人便证明他的外国统治普及化的失败。絮歇如果没有向阿拉贡地区的人民征收沉重的税赋以支撑其部队及其在其他省份的作战行动,他还有可能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随着英国人的介入,法国人面临着又一个困难,因为英国人向西班牙人提供了各种支援,并将自己指挥有方的部队也部署到了那里。约米尼看到了英国人通过提供“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并以它为核心召集当地群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特别注意到这些部队抵消了法军所拥有的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优势,他问道:“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够有充足的兵力以便在所有地方达成优势和确保面对无数敌人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亚历山大不必面对这些问题,英国人在长期的、有条不紊的征服威尔士当中也没遇到这些问题。 [ 注: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由G·H·门德尔和W·P·克雷格希尔译(费城出版社1862年版,1971年重印),第31-33页。 ]
于是,英国军队及其支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迫使法军士兵集中在一起,使法军缺少足够的兵力去实施军事征服的问题更加恶化,也更无法胜任政治绥靖的任务了。英国指挥官的指挥技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威灵顿公爵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也熟知撤退的优长并了解在自己的后方有一支舰队的价值。
法国人面临着与中世纪的征服者相似的问题。英国人在威尔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他们通过一小片一小片地征服其领土并通过构筑城堡来稳固其统治的循序渐进的做法克服了这些障碍。但这一过程几乎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所以它不是迅速巩固约瑟夫国王统治所需要的方法。土耳其人和蒙古人通过大肆杀戮当地居民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采用将消除敌人参战人员的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方法。但法国人接受这种战略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不仅仅由于他们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尽管基督徒对屠杀非教徒或异教徒并不在乎,但西班牙人两者都不是,而且法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全部采纳土耳其-蒙古人的战略。
所以法国人采用一种持久作战战略,并打输了这场战争,它表明袭击战略对持久防御战略的优势。法国人最初想占领其整个国家,后来却不断地产生动摇,他们果真对游击队的袭击采取了防御态势。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入侵者却通过集中兵力于一个小地区、将其平定之后再向前推进的做法,实施了持久进攻战略。在统治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时,英国人也采用了一种后勤战略方法,将一定数量的威尔士人赶出他们的基地地区并控制他们的所需资源。法国人只是表面上把西班牙游击队赶出了他们的基地;但法国人的表面上的控制实际上却把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
如果在单位空间内有较多的兵力或是再多一些重要的政治基地,法国很可能取得胜利。通过法国士兵和当地招募的部队长时间的耐心工作和小心谨慎的举止,很有可能最终使约瑟夫国王的统治合法化。但是由于有指挥有方的英国军队和葡萄牙及西班牙军队,加之急于完成此项任务,法国人坚持实施了十分浅薄的持久战略。伊比利亚半岛的面积和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人的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注定了法国的失败。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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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征服的基础
由于几支大军进入法国实施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战役作战行动,使战争于1814年结束。为对付这些军队,拿破仑调动了大批的军队,试图通过利用他的中央阵地来阻止联军的进攻,但没有成功。双方参战士兵的数量虽然很大,但却与以前的作战行动,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军队与英国、荷兰和帝国皇帝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法国各军团间和盟国的各支军队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双方军队在同一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同一支部队的各个分队一样,使得这些作战行动与以前那种相互分开的部队受领不同的任务并大部分依靠独立作战来实施的作战行动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部队的分散兵力和迫使对方交战的能力与以前的战役行动有了明显区别。所有部队经常在不连贯的正面上和轻松地在战场上调动步兵分队所表现出的战术灵活性,也与过去的作战行动有了明显不同。但双方军队如果组织结构相似、都协调得很好,那么当法军不再垄断这些方法时,进攻就丧失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例如,在1813年5月的鲍岑战役后的第二天,拿破仑便在战场上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将其派遣到俄国-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一个军与保护联军翼侧的部队进行了交战,而另一个军则到达了联军的后方。但被包抄的部队实施了反击,并实施了有效的自我保护,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不过这次攻击尽管实施得很糟糕,但普鲁士人还是取得了像腓特烈在洛伊滕打败奥地利部队那样的胜利,这是因为普鲁士军队发挥出密切协调和战术机动这些长期以来法军所具有的特长。
作战双方如具有相同的战术和战略能力,那么在组织结构相似、都运用持久战略的时候,防御的传统优势便再次显示了出来。新的战略通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利用将会战强加于敌的能力来迫使其撤退。于是单独的会战变得重要起来,其发生频率也是以往所闻所未闻的。但是会战在战术上并不能给对手造成严重杀伤,作战伤亡的比率也仅仅比胜利一方的12.5%、失败一方的21.9%上升了1%,而这些数据在刺刀时代的前60年中的作战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甚至在法军拥有较优秀的指挥官和拥有具有明显优势的战术系统时,胜利者一方也无法对军纪严明、配合密切的常规军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得到提高的法军密切协同方法的扩散传播也只能是对被击败者一方的恢复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指挥官不再拥有像汉尼拔在坎尼或是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和阿伯拉那种取得胜利的机会——胜利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协同密切,且交战双方均没有在亚历山大作战时的重型骑兵所提供的那种重要的武器系统。
不像一些古代交战那样要造成重大消耗,因此会战的频率加快了,但这并非由于战术重要性的结果,而是由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正确而成功地给予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并非由于某一场单独的作战政治意义有多么重要。会战的影响力增强,是因为它们在执行传统的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夺取敌方领土并加强对其控制的战略中成为该战略的主要工具。通过加强配合而使失败的效应降低之后,将军们便更愿意冒会战的风险,而会战频率的加快也有助于给胜利者增光添彩,给失败者增加耻辱。
新战略的确依赖于敌对双方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像欧洲的俄罗斯,即使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集中庞大的重兵集团,也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会战。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即使是庞大而分散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也不过比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于1673年沿美因河机动时所占领的地域仅仅多一点点,甚至连拿破仑的军队于1800年在意大利通过阻止米拉斯的撤退时,在摘取其迂回的胜利果实时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乌尔姆战役中由于拥有更高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使拿破仑在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上更为容易。正如拿破仑1805年在奥地利的战役中所显示的,假如奥地利再稍微有一点不愿意求和或是拿破仑的要求再多一些,正如他在俄罗斯的行动所戏剧般证明地那样,占领土地如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则需要更大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中,法军在荷兰的城市地区、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政治基础,并为其征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荷兰的成功,包括对整个荷兰的侵略,与1706年英国皇家军队在拉米伊战役击败维勒鲁瓦元帅之后侵略西班牙属荷兰十分相似。众多筑有大量堡垒的地区向那些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胜利者投降。同样,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自由和平等纲领的确对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帮助法国克服了有史以来难以攻破的尼德兰和荷兰的坚固防御。这一政治因素同样也在意大利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并帮助他们占领了德意志的更大面积的领土。
但由于法国人像三十年战争中那样放纵其部队去搜集粮秣和进行抢劫,他们丧失了这一优势。正如从前一样,西班牙属尼德兰人由于对其新的统治者大失所望,他们把法军作为西班牙新波旁国王的代表而予以欢迎,但被法国人占领的地区由于法国征服者的恶劣的举止而对其产生了憎恶情绪。
法国临时拼凑的部队由于军纪涣散和缺少军费来购买部队的给养,导致了士兵们只能靠掠夺来维持生计。经过一个世纪对个人财产抢掠的禁止,法军士兵的抢劫行径使公众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敌对反应,特别当盟国军队坚持遵守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政策时更是如此。例如,当在尼德兰爆发战争时,迪穆里埃将军就曾评论道:“我非常畏惧在一个由于我们的抢劫和纪律涣散而引起居民反抗的国家里进行撤退时的可怕后果。”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
当时甚至在法国国内,这些部队也将平民与新的自由与平等的政府对立起来了。在指出这一结果时,有位士兵报告了许多法国农民对他的诉说的情景,“他们眼中充满泪水,说他们对旧政府的喜爱程度要比对我们的政权多一千倍,因为那时至少没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政府曾试图控制部队,但面临着与三十年战争时期同样的困难。伟大的拉扎尔·卡诺曾负责共和国的战争事宜,他强调指出,他和“将军们发现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混乱现象;喝醉了的士兵什么都听不进去,犯罪人员数目太大,根本无法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执行惩罚。”当试图将这些部队调往前线与敌人作战时,卡诺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几乎都是醉熏熏的……士兵的包裹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这些包裹重得他们都几乎背不动”。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
看到由于重蹈覆辙而导致的上述军事弊端,卡诺总结道:“如果一名士兵在偷盗一根针之后没有被立即枪决的话,那么你将一事无成。”但士兵们仍然继续浪费共和国的政治资本,并大大削弱了他们征服的重要基础。正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将对美索不达尼亚的欢迎转变成厌恶一样,法军也同样疏远了他们的支持者。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5页。 ]
1796年拿破仑军队的举动在米兰引起一场起义,这便是法军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同一年一位法国将军从德意志报告说:“我在尽我的最大所能来控制这种抢掠行为,但部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放军饷了,食物供应支队跟不上部队的快速行军;农民们已经四处逃散,士兵们便毁坏掉他们空荡荡的房舍。”另一位将军也从德意志发回报告,称“士兵对该地区的肆虐达到最为恶劣的程度;我得知一支部队竟会采取如此卑劣的方式时羞愧地脸红。” [ 注:德尔布鲁克《现代篇》,第410页。 ] 当普鲁士军队1814年入侵法国时,他们对这种法军早些时候的劫掠进行了报复。结果是:普鲁士军队开始时是面对颇为无动于衷的法国老百姓,但后来却使得他们转为进行积极地反抗。但这场战争结束的太快了,以至于这种敌视态度还未来得及影响到军事行动。由于军饷的匮乏、纪律的涣散、有效管理的不足而导致的法军纵容其士兵采取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低地国家 [ 译者注: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 、意大利和德意志对法国人的好感,浪费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开始时,公众的支持是早期法军攻克那些公然反抗法国统治的地区而取得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在拥有广阔农村地区的奥地利帝国,法军将无法找到自己的盟友,还将在分派驻守部队和进行有效统治上面临着严重困难。在俄国,他们的战役行动也不过只相当于一次壮观的袭击。在西班牙,法国人看到,要对付全国性的敌对情绪,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他们想要迅速征服该国而又不对其大部分人口进行屠杀的话,那么将需要更充足的部队。
在单位空间内保持适当的兵力使得新的以会战为目标的战略能够迅速攻占敌方领土。但即使是在面积很小、可以运用这一战略的地区,如果入侵者面对着严重的政治反抗时,这仍然是要导致失败的大问题。那么入侵者或是需要一个政治纲领以赢得支持,或是增大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以作为对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的反应。在西班牙,法国军队遇到了太强大的政治反抗,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汉尼拔在意大利和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遭遇到的颇为相似。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加之投入到相关地理区域的兵力对比率,对法国的胜利大有帮助。当再加上影响到战败者一方对征服者一方的统治的接受能力的政治因素在内时,这三个因素提供了一个便捷(即使是过于简单的)理解法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即使是暂时的)扩张其领土和影响的方法。法国成功地征服尼德兰、与德意志的相邻地区和意大利证明是这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西班牙,他们用军事手段进行了征服并派兵力把守诺大的一个国家,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而导致了失败。在俄国,他们仅仅拥有军事优势,拿破仑的进攻只是变成了一次袭击行动,持久战略超出了军事手段本身。
人们在探索拿破仑及其革命前辈的成功因由时,发现有些理由颇为不妥。一些人认为拿破仑军队的行军速度比过去政府的军队要快许多。他的部队有时行军的确很敏捷,但并不比诸如蒂利和古斯塔夫的军队的行军速度快。拿破仑的正常行军速度与自古以来的军队每天行军12英里的特征并无相异之处。他的确比前几个世纪的将军们更为经常地以比这一速度更快的速度行军,因为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的战略创造了更多的快速行军的机会。他在长途行军中表现出的更大的机动性,如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观察家们相信,在行军途中进行粮秣的征集上他与前辈有所不同。他依赖当地生存,而他们则需要从后方运送补给。但古代的军队除了在进行包围行动时,也主要以同样的方式靠当地生存。土豆播种面积的扩大为士兵们在战役实施的地区寻找食物提供了很大帮助。土豆几乎与面包一样有营养,但却不需要磨成面粉或是在炉中进行烘烤便可以食用。
当然,大革命的军队,有时还有拿破仑的部队,获取食物和进行抢劫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也是事实。但法国人为重复使用这一陈旧的补给方法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着游击战,在其他地方也牺牲了真正的当地人的政治支持。
但对部队进行补给保障的方法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惟一的区别是征集补给品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战争史上的所有军队一样,通常都依靠当地维持生活。由于拿破仑较少采取包围行动,所以对支援一支固定不动的部队的弹药和补给运输队的依赖性较小。他继续依靠军税,在他统治的前12年中,其他国家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正如萨克森由于进行七年战争而支付腓特烈的费用一样。
观察家认为,拿破仑因为对其方法或目标没有限制,所以收获也颇丰。由于其无人可及的军事天才、由于18世纪法国改革家的努力而创造的新型军队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他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创建的新型军队和首创的军事战略给他赋予了他的先辈们所无法掌握的军事方法。他拥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宏大目标扩大了其军事机器更高的工作效率。曾经一时,他统治了老神圣罗马帝国的非奥地利的那部分地区,并使奥地利成为不情愿的盟友。这一目标超出了路易十四的能力,其军队也缺乏拿破仑军队的作战能力;另外,该国王也没有能够使帝国内各州顺从其统治的政治基础。但拿破仑利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政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他能够拥有一个脆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后来证明是十分短命的欧洲帝国。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所面临的软弱的政治反抗,拿破仑也不会再造马其顿一样的超级胜利。
拿破仑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和传统的做法。但当他提高了他的政治目标、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并引进了法国的革命思想之后,他发现他所确立的政治目标,如同在俄国一样,超出了他的军事能力。也许他的政治目标比自查理十三以来的所有法国君王的都要宏大,都不切实际,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将意大利作为征服目标,但他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军事手段,因为法国的战争艺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尽管如此,拿破仑没能利用他所支配的所有手段。虽然法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征兵制度,但从军人数的比例很小,比如说小于英国,而且法国的盟国、附属国和卫星国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的大部分。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遗产
1792-1815年的战争变化并未影响到战术的本质。装备了投射武器的步兵仍然使用重型步兵所运用的传统的线式部署,火力上的优势仍然在军事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刺刀仍然在阻挡骑兵冲击方面起到威胁作用,有时还被步兵用于战斗。在步兵队形中用一支纵队的冲击力量来恢复18世纪的突击思想已经少有踪迹,能够取得成功的更是寥寥无几。在粉碎使用刺刀对步兵实施突击行动中,防御者一方享有在停止状态进行火力齐射的优势,他们在选定的地形上进行弹药的装填而又不至于使士兵在行进中发起攻击时产生混乱。纵深队形证明并未对这些防御一方的优势有何化解作用,后方多余的士兵并未对前沿的部队产生任何推动力量,而前沿的士兵在到达敌人的火枪线和刺刀线之前则必须面对着敌方的齐射火力。
因此在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间作战时,防御一方要占有优势。骑兵的手枪被滑膛枪所压制、其利用军刀发起攻击又被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的作战线所压制,因而是一个低劣的武器系统。尽管炮兵更为灵活的机动使之能够更加经常地随伴进攻,但它在防御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在进攻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大口径弹丸打击远距离之敌,霰弹筒的小弹丸覆盖400码或更近的距离,这大大增强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因此武器系统的相对火力并未有大的改变,如图解6.1所示,其中D代表成功防御的能力。

但骑兵可以拒绝会战,如果说要退缩的话,其更大的机动性保证了它在陆军中一贯的战术地位,而且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对骑兵向其翼侧和后方的攻击仍然显得很脆弱。就像训练有素并有高超射击技能的英国部队与那些试图替拿破仑的兄长攻占西班牙的法军相遇时一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会战证明了这些战术的多变性。例如在阿尔布埃拉战役中,大约有2.2万人的法国部队在能力非凡、经验丰富的战役指挥家苏尔特元帅的指挥下,与一支由英国独眼将军贝雷斯福德统领的由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组成的3.5万人的部队相遇,贝雷斯福德还是一位葡萄牙元帅,曾卓有成效地重组了葡萄牙军队。苏尔特元帅派出一支小部队攻击联军正面以吸引其注意力,而他自己则指挥主力于己方左侧包抄联军的阵地。但在法军攻击联军的翼侧和后方之前,警觉的贝雷斯福德对其大部分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以抵御法军的攻击。
实施进攻的法军有4个营,一个营在另一个营之后,每个营都呈纵深50列、横队9排的队形。在这些营的两侧,法军师长以线式队形各部署了一个营,以150人成3列横队。为了保护其师免遭敌骑兵的攻击,他在已部署了的各营的两翼又各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每横排25人,共18列。师的两翼各有12门火炮用以支援进攻行动,向500码以外的西班牙部队进行射击;而西班牙一方拥有10门大炮。法军师保持其混合队形推进至西班牙队形前60码,之后停下来还击顽强的西班牙步兵的齐射。此时,一支由4个英国营组成的部队在西班牙部队的右侧进行集结、向前推进、向法军翼侧进行射击来对其提供支援。
在这个时刻,一阵突然的狂风暴雨遮蔽了整个战场上空。法军一支骑兵部队向仅仅有两列横队呈线式队形的英国各营的翼侧发起攻击并完全击败了其3个营,只有1个营由于采取方阵队形并保护了自己而没被击败。于是双方又对战场进行了增援,6个英国营接替了西班牙部队,法军也投入了第二个师的兵力。当该师与第一个师混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正面400人,纵深20行的密集队形,这并非法军的典型方阵。呈两条线式队形的3,000名英国士兵中,约有2,100名可以向法军射击,其射击范围从法军方阵正前方60码的距离到翼侧200码的距离不等。法军宽达400人的横队中只有前两排约800名滑膛枪手投入战斗,因为要使第三排兵力射击历来是困难的,拿破仑后来很快取消了这种队形,因为它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作为前两列的预备队而并非在提供火力。法军的炮兵可以发射一些炮弹,但由于配置在步兵后面,射击距离增加,所以能够提供的支援也很少。英国则有7门火炮可用于向法军射击,它们对拥挤在一起的易受打击的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杀伤效果。
这场会战持续了45分钟,以法军撤退告终。英军一方伤亡1500人,占其兵力的一半,而法军8000人的部队损失了3000人。英军的炮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占其伤亡人数的1/3,法军炮兵也给英军造成了三四百人的伤亡。剩下的伤亡都是由滑膛枪造成的。如果英军由于其中央部分遭受损失而压缩其线式队形,那么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他们平均有1850名滑膛枪手在一直射击;如果他们未收缩其翼侧部队补充被法军在中央造成的伤亡空隙的话,则只有1350名枪手在射击。如果法军的第三排士兵不射击,他们可能始终保持有800人在不停顿地射击,后排的士兵则对前两排士兵倒下后的空缺予以补充。射击的结果是,双方的老兵均射击50次,打死打伤敌人约一个或一个半士兵。 [ 注:以B·P·休斯的《火力:1630年-1850年的战场上的武器效果》为基础,并做了适当修改,(纽约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27页。 ]
这场会战的伤亡大致符合兰彻斯特的论断。假设英国军队始终保持其线式队形,不给法军的密集方阵提供空隙,他们便有1850人向法军的800人射击。那么由轻型武器所造成的英军1150人的伤亡,而法军则要伤亡2000多人。这一伤亡人数与火器的射击数量基本一致,但并不反映出英军部队在滑膛枪火力上的优势,而法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分散使用滑膛枪,加之前面死亡士兵的尸体所提供的保护,很可能是造成数量不相符的原因。但是如果法军继续坚持战斗,即使是仍然采取其作战效能很差的方阵队形,他们也将会最终大大压缩英军的线式队形,拥有更多的士兵进行射击,因而他们可能会很快消灭其对手。但他们作战效能低下的滑膛枪方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可能要比兰彻斯特法则所指出的大得多。法军妨碍了其众多士兵的射击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这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以苏尔特的迂回行动为开端,这一行动至少在指挥其随后对敌阵地的正面攻击方面是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当时贝雷斯福德元帅没有做好迎击他们的准备。法军纵深方阵利用刺刀进行搏斗的失败说明了其对手的突击行动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对纵深队形能够增强进攻动力的怀疑的正确性。当面对敌人的齐射时,队形的前面几排会停下来进行还击,后面的各排士兵则停止不动,由前面的人为其遮挡敌火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中,当英国军队的火力阻止了法军纵队的前进之后进行冲锋时,密集的法军方队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士气也十分低落,其很大的纵深一点也起不到作用。
在西班牙的许多战斗中,法军都没有以线式队形而是以纵队向敌发起攻击。在有些情况下是指挥官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更经常的是被迫采取这一队形,因为他们错误判断了敌人的方位,常常也由于采取守势的英军将其部队以线式队形部署在远离法军的山坡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军机动纵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处于英军齐射火力之下。于是法军指挥官就会发现,他等待了太长时间,已无法将部队部署成线式队形,倒不如放弃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将机动队形转变成线式队形的作法,而以纵队队形投入战斗。
骑兵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但法军骑兵部队成功的攻击行动却清楚地表明了骑兵仍能在行军中利用其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攻击敌人步兵薄弱的翼侧。
人们目睹了许多会战重复了“阿尔布埃拉会战”,双方作战队形之间仅间隔40码并向对方射击,直至一方退却。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纵队队形都没能与敌人进行搏斗,尽管它通常拥有更多的部队数量和在重要的接触地点上集中了更强大的力量。但这些战斗的确证明了使用射击武器的部队运用线式队形进行作战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的价值,它可使该方能将更多的人投入战斗。
随着延绵不断的线式队形的被抛弃,在法军当中最初在线式队形中使用射击武器的步兵所采用的训练和射击练习方法经常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轻型和重型步兵的界线趋于模糊。轻型步兵学会了采用线式队形作战,而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也学会了传统上由装备了射击武器的士兵所运用的散兵战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轻型和重型步兵可以相互替代了,并形成了可以运用两种不同战术的通用步兵。
拿破仑最初是一名炮兵军官,因此他不断给炮兵增强进攻性作用。炮兵们更好地学会了如何将其火炮运送到战场上并在距敌人步兵仅300码的距离上做好射击准备。在这一距离上敌滑膛枪火力对炮手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却能够向敌步兵有效地发射霰弹或更大一些的炮弹。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炮兵火力可对敌步兵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至于步兵所能做的只是扩张炮兵的胜利战果。在一个地点集中大量的火炮方便了在进攻中对炮兵火力的利用,而且当将军们利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炮兵条令时,他们如同步兵指挥官指挥他们的步兵营纵队一样,集中利用了炮兵的力量。
这些坚韧不拔的炮兵通过将更多的火炮运到战场上,大大提高了机动投射武器的价值。这些由马拉着的火炮可以发射比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发明的小型步兵火器大得多的炮弹,与手持的滑膛枪相比更增强了重型、威力巨大的机动投射武器的优势。例如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会战中,法军有30门大炮与一个师一同前进,向俄军进攻。开始时,法军炮兵在霰弹射击的最大极限距离上有效地利用火力效果,之后分阶段向前推进,首先到达120码的距离,最后到达60码的距离,在俄军的步兵线中撕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缺口。这一会战的高潮,是在一个25分钟的战斗中法军炮兵给敌人造成了4000人的伤亡,迫使果敢勇猛的俄军士兵退却。当俄军骑兵从翼侧向法军炮兵发起攻击时,法军指挥官及时对其炮兵进行了重新部署,并利用两次齐射阻止了俄军骑兵。之后法军炮兵跟随步兵渡过了一条河流,进入一个村庄,给拥挤在狭窄的街道里的俄军步兵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尽管这些炮兵经典的运用,充分地显示了炮兵在进攻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炮兵仍然在防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在防御作战中炮兵能准确地找到更适当的目标。炮兵的威胁使得指挥官们,特别是精明的英军指挥官威灵顿,将其步兵部署在山顶的后面,在这里既可从远距离上防御炮兵火力,又可将山顶置于己方的滑膛枪的射程之内,以便当进攻的步兵出现时使其处于火力打击之下。除包围作战外,炮兵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但机动性不强的基本的投射武器系统。
各小型旅、旅和师之间的更多的协同行动以及营在机动中的灵活应用和部署仍然是这一时期永久的战术遗产。在这些发明创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机动基础之上的,是步兵能够在战场实施集中和分散对敌阵地实施迂回和包围的这一新的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防御者一方所具有的改变防御正面并将其延长以抵御来自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的能力、步兵得到增强的与骑兵协同的能力以及步兵在防御中所具有的更大弹性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军队的供应补给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向军队所提供的人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英国外,义务兵役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队也越来越国家化了。军事承包人,像国外招募的士兵,除在广大的法兰西帝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成分存在的军队外,已经逐渐减少,没有了实际意义。在法兰西帝国中,形形色色的领土和附属王国提供了国家的各种小分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和法国,民兵在投入作战的部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军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军队中,国家感情和对皇朝的忠诚对鼓舞士兵起到了一定作用,许多士兵作战勇猛是因为他们的团队和他们军官的领导才能所提供的凝聚力。法国革命的模式得到了实质性的传播,当然也有许多士兵是被迫入伍的,但更多的是受到国家事业的激励而参军的。
战略上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依靠战术上的变革,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通过关注战斗的方法或这种方法给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的双方军队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程度实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战略环境增添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执意会战而不是双方都愿意,会战一定会发生,除非不情愿的一方撤退。这为推动采取战略进攻行动的决策提供了资源和能力,而且会战的地位十分突出,使得许多成功的战役行动能够攻陷或占领敌人的大片领土。就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战利品和作战地域而言,规模较大的军队与这些更大的征服密切相关,但新的作战战略对战略上取胜的速度和规模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相应地减少了赢得战争所需的努力。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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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战争中的战术行动
英国与法国海军之间的海上争夺延续了上一个世纪所形成的模式。英国封锁了法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船,而法国海军同英军相比则继续处于劣势,这主要是由于法国海军的各个中队始终被围困在自己的港口内,军官和士兵缺少海上作战的经验。法国海军在完成其战略目标时,总是力求避免会战,或是使会战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革命战争中第一次重要的海战发生在1794年5月下旬,法军英勇善战的海军舰队司令维拉雷德·德·乔约斯率领布雷斯特舰队的26艘军舰出海,为由130艘舰船组成的、装载着小麦、糖和咖啡的运输船队顺利到达法国去护航。当双方相遭遇时,法国海军占有上风的有利阵位,将英军舰队司令豪这位有着50多年航海经验的老水兵和他的26艘英国战舰困在港口整整两天。而当豪取得了上风的优势时,又遇上了暴风雨天气,将战斗拖延了两天。
6月1日,当天气好转后,英国舰队以惯用的方式投入了会战,将其呈线式队形的每艘军舰都转舵向着平行航行的法国舰队斜行进。富有创新精神的豪显然是试图将其军舰从法国军舰之间的间隙穿插过去,从下风的一侧与之交战,并阻止其逃跑。但只有8艘军舰完成了这一机动。而这些军舰大部分也遭到了法国军舰的打击,法军将一些军舰驶到英国军舰的下风一侧的位置上,对英国军舰进行夹击。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海军官兵的熟练技能和法国军官素质太差——由于大革命,法国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军官。
法军舰队在1艘军舰被击沉、6艘被俘的情况下逃跑了。英军将这一会战称作“光荣的6月1日”,因为这一伟大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国人也对他们在战略上取得的胜利进行庆贺,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完好无损地到达了。
1797年在西班牙沿岸的圣维森特角附近爆发了另一场海战。西班牙地中海分舰队的24艘军舰进入大西洋,为一支前去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的运输船队护航,布雷斯特舰队试图掩护法军运送兵力与大不列颠作战。这位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虽然拥有精良的军舰,但却没有足够的水兵员,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寥寥无几。他也知道自己所率领的舰队不适合于作战。而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虽然只有15艘军舰,但这位严格的清教徒却对西班牙海军的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向敌舰发起攻击时,他发现对方的舰队分为了两部分,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由8艘军舰组成,在后方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舰队。英国军舰从西班牙舰队这一阵形的间隙穿行而过,并向西班牙分舰队前面部分中最后面的几艘军舰进行不间断的弦侧炮轰击,之后英国舰队没有转向西班牙舰队的那支小的部分,而是打击西班牙舰队前方的主力的后部。尽管西班牙后面的小舰队赶来支援,而且前面主力也调转了船头,但英国舰队仍然制服了4艘西班牙军舰并确保了其投降。获胜的英军舰队司令突然停止了战斗以保护这些被俘的军舰,因为数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两部分西班牙舰队最后集中在了英国舰队的两侧。
为了穿过西班牙舰队两部分之间的极为重要的间隙,海军将领杰维斯对所攻击的西班牙军舰集中了2:1的数量优势的军舰。于是他运用了很像罗德尼的方法,所取得的胜利可与他在维森特角面对一支力量几乎比他大一倍的敌舰队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国海军一流的水兵对战胜西班牙舰队起到了很大作用,西班牙军舰近一个时期很少有航海经历。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炮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一艘装备有72门大炮的军舰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层甲板、装备有130门火炮的巨型军舰“圣蒂斯玛·特立尼达”号相遇,不仅得以生还,而且还给其造成创伤便是一个例证。
对敌舰队阵形进行成功地穿插为1797年在堪姆波唐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富于进攻性的舰队司令邓肯所率领的16艘英国军舰与数量相同但却小一些的荷兰舰队相遇。由于担心荷兰人逃跑,英国舰队分成两部分,没等到布好阵形便急速地冲向荷兰舰队,一些英国军舰占据了下风的位置,阻止了荷兰人的撤退,并从两侧向荷兰一些舰队发起攻击,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战斗,在激烈的交战中英国海军俘虏了9艘荷兰军舰。
1798年,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率领14艘军舰在埃及的阿伯克湾向毫无准备、所有13艘军舰都处在抛锚状态的法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英国舰队以2:1的方式打击法军阵形前面部分的军舰,另外还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法国军舰上的水兵上岸取水,人员奇缺,每艘军舰只有一侧弦侧炮能够开火。由于英军舰队司令纳尔逊用2艘军舰对付法军舰队前面部分的1艘军舰,但没有把一艘法军军舰包括在内,至使装备有74门火炮的英军“柏勒洛丰”号军舰不得不面对装备有120门火炮的法军旗舰“东方”号。尽管“东方”号上威力巨大的弦侧炮击倒了“柏勒洛丰”号上所有的桅杆并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胜利还是倒向了英军一边。“东方”号起了火,并且当大火漫延到火药库时发生了爆炸。“柏勒洛丰”号仅用一张帆驶离危险地域。其他法国军舰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处境毕竟好一些,不过还是先后投降了。于是英国舰队集中兵力逐渐占领了法国军舰的锚地,只有2艘军舰逃脱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既没有缴获运输船队也没有阻止法军的入侵企图,不过却通过消灭法国地中海舰队的重要部分而改变了海军力量的平衡态势。
这场战役显示了纳尔逊作为战术家和对其舰长及水兵的激励才能。他20岁时便被提升为舰长,靠的不是权势,而是个人魅力和才能。在为其祖国效力时,他早已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由于在圣维森特角会战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而获得了在地中海的指挥权,这为他率领舰队在阿伯克湾取胜提供了机会。也使他后来有可能在与维尔纳夫将军的会战中表现出自己对海军战术的熟练运用的才能。部分由于法国海军因为阵亡或移居国外而失去了太多的军官的缘故,维尔纳夫在33岁时便晋升为海军少将。他参加了阿伯克湾的战斗并率领2艘军舰逃脱了。
从圣维森特角战役开始的并在这些会战中所展示的战术趋势,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会战中达到了高潮。纳尔逊将军率领的舰队由于有6艘在补充淡水,所以在与维尔纳夫率领的34艘法国-西班牙军舰的联合舰队相遇时,只有27艘战舰。纳尔逊将舰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军舰由他自己指挥,直指敌舰队阵形的中央;另一部分较多的军舰则攻击敌人舰队的后部。纳尔逊利用其上风的有利位置,不等两部分舰队各自列好队形,便试图在敌舰队队形的前方军舰调转船头投入战斗之前率其舰队冲入维尔纳夫舰队的阵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中央和后部军舰实施打击。于是纳尔逊投入了所有27艘军舰来对付敌人的23艘军舰。由于所有军舰都可以相互开火,按兰彻斯特的理论,英国军舰的火力优势为272:232,或者为729:529。由于经验丰富的英军具有优秀的水兵和炮手而具有的优势,使双方之间的优劣之差比兰彻斯特的增加法所表示的还要更多地朝着有利于英军一方倾斜。 [ 注:兰彻斯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思想。参见他的著作《战争中的飞机》第62-66页。 ]
所以,敏锐的纳尔逊能通过运用罗德尼在圣维森特角战役初期所采用的垂直攻击而不是试图从传统的平行作战线上实施突破的方法,完善了突破敌战线的理论。他对邓肯在堪姆波唐会战中即兴发挥的作战方法进行了精心设计。但与邓肯不同的是,他指挥其分舰队集中优势的军舰用于打击敌人的后方。通过放弃对其舰队的两部分进行横队排列并用的同样队形接近敌人,纳尔逊从舰队必须以弦侧面对敌舰的队形进行机动和作战的理论中解脱了出来。他还实施分散控制,给其下属执行作战计划的全部权力,并给其各军舰舰长完全的决定权,来执行其到达敌人作战线的上风一侧、并击沉或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的进攻计划。当到达维尔纳夫舰队队形的下风一侧的远处并阻止了法军传统的战术退却的线路时,纳尔逊完全成功地并系统化地发展了海上战术体系,它与陆上包围和迂回行动有共同之处。由于军舰在防御中无足轻重,因而只要集中较多的军舰便可以比陆上正面作战中集中兵力更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所以海军将领们无需实施翼侧攻击——因为除了队形的先头部分和尾部过于暴露外、舰队确实没有易受打击的翼侧——也无法实施任何翼侧攻击。
在纳尔逊放弃以舰队航行的横队形来向敌发起攻击的这一作战阵形的同一个时期,陆上作战也存在着许多变化。通过向舰队分散后的分舰队指挥官和各军舰舰长下放指挥权,他保留了法国陆军颇具代表性的那种协调权。正如法国陆军以营纵队为单位实施机动但作战时则将其部署成横队队形一样,英国军舰也是分散且直接地向敌舰队前进,但在交战时它们将弦侧转向敌人。在穿过敌战线时,军舰利用了航行中的舰船的类似于翼侧攻击的战法,利用弦侧炮打击对它们掠过的敌军舰的船首、尤其是其易受到破坏的船尾进行攻击。
因此纳尔逊的作战计划代表了从很难造成决定性交战的僵硬的横队部署到以航行队形实施分散攻击的转变,这一计划有利于迫使敌人与之进行近距离交战。这一转变同陆上作战样式从单一的陆军以横队阵形这一无法迫使敌人进行交战的方阵,向法国陆军各师分散行动、其各营可以纵队队形机动但却以横队队形作战的队形转变十分相似。
敏锐的维尔纳夫将军意识到了英军的优势,预料到了纳尔逊的战法,试图通过将其舰队的33艘军舰中的12艘作为预备队的方法来对付英军,而他自己则位于处在主要作战队形下风的第二线作战队形上。当两支舰队在来自特拉法尔加角的微风中相遇时,悲观的维尔纳夫改变了其舰队的航行路线,要求舰队靠近西班牙港口加的斯,以作为被击败后的避难所。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他的预备队结果成了其队形的后部,根本无法完成其使命了。
纳尔逊的作战是按他的意图进行的。他的军舰全部按计划准确到达并穿过法国-西班牙舰队的战线,在维尔纳夫的先头军舰调转船头并驶回以支援其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同胞时,他已经将敌人的后方和中央舰队击败。联军共有17艘军舰被俘,一艘爆炸,约有1.4万人被击毙、击伤和被俘,其中包括两名西班牙将军被打死,维尔纳夫将军也做了俘虏。虽然一场风暴将除4艘之外的所有被俘军舰卷入了海底,但损失如此众多的军舰和人员却彻底摧毁了法国-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解除了未来可能入侵英国的威胁。维尔纳夫被俘后很快被释放,但当他回到法国时自杀身亡。
海上作战战略
战术上的变化,以特拉法尔加战役为顶点并以具有重要的消耗意义的会战代替了法国人长期以来能够进行出色防御的无关紧要的作战行动,但在战略上却没有出现相同的变化。不过在特拉法尔加会战之前,长期的封锁战和袭击战也包括着法国军队对英国进行入侵的断断续续的威胁。具体地说,第一次这种威胁发生在1796年12月,当时一支法国船队搭乘着1.4万名士兵溜出布雷斯特港,要不是法国舰队被长达3星期的剧烈的风暴所打散,士兵们很可能会在爱尔兰登陆。为了再次完成任务,法国盟友西班牙的地中海舰队从卡塔赫纳驶向加的斯,英军驻里斯本的分舰队在圣维森特角附近对其进行拦截,并在该战役中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英国在加的斯对西班牙舰队的剩余军舰进行了封锁。
英国面对着三支可用于进攻英国的舰队,在加的斯的西班牙舰队、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和法国的盟友荷兰的舰队。英军派出军舰对三支舰队分别进行着监视,但它也知道,一旦其中一支舰队逃脱了英国海军舰队的封锁并驶向另一个被封锁的港口,那么法军及其盟友将有两支舰队来对付英国的一支舰队,并有可能获得制海权。但是由于只有当敌人控制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时才能造成入侵的严重威胁,所以英军的战略条令规定,当敌人一支舰队逃脱封锁时,那么该封锁舰队应立即驶回英吉利海峡,与封锁布雷斯特的舰队会合并防守该海峡。
当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参战并改变了海上力量的对比之后,英国不得不放弃其在科西嘉的基地并从地中海撤出,但1798年当波拿巴将军率军队从法国港口土伦出发远征埃及时,他们重新强行进入了地中海。虽然法国军队于1798年8月控制了埃及,但当纳尔逊将军在阿伯克湾摧毁了法军土伦舰队的大部分军舰时,英军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并在位于西地中海的梅诺卡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但在法国迅速挽回局势的努力中,使英军将敌舰队封锁在相距甚远的各个港口的战略所始终存在的困难暴露无遗。
法军命令其位于布雷斯特的军舰驶往地中海。1799年4月,当一股吹向海面的强风将封锁舰队吹向大海深处时,布鲁因克斯将军乘风率领25艘军舰驶出布雷斯特并突破了英军的封锁舰队。由于遵循保卫英国防止入侵的条令和中了法国人的诡计,英国海军将领部署其舰队对爱尔兰进行保护。于是,法国将军根据命令,指挥着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所派遣出海的配备了最优秀的水兵的舰队,驶向地中海,并躲避开了封锁加的斯的英国舰队和位于直布罗陀的一股小部队,率领该舰队到达土伦。
为了应付新土伦舰队的威胁,英国的加的斯封锁分舰队进入了地中海,使英军在那里的军舰达到37艘。但当西班牙加的斯舰队的17艘军舰尾随着这支封锁舰队一同进入地中海并到达卡塔赫纳时,英国的敌人共拥有了42艘军舰。考虑到其在梅诺卡的基地没有要塞防护,英国将军将其舰队部署在可以保护其基地的位置,同时又将其集中配置,部署于土伦和卡塔赫纳之间,以防止两支敌方舰队的汇合,并准备向首先出现的舰队发起攻击。但由于这种集中配置无法封锁土伦,因此另外一支16艘军舰的分舰队被用于防护东地中海的航线,以保护英国和土耳其击败波拿巴将军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的行动。
作为新的土伦舰队的第一项任务,法国派遣其随同运送部队和补给的船队行动,以解救被困于热那亚的一支法军陆军部队。当部署于卡塔赫纳和土伦之间的英国舰队司令离开其驻守海域跟随布鲁因克斯将军到达热那亚时,布鲁因克斯却驶离热那亚,避开了英国分舰队并向卡塔赫纳驶去,位于该地的西班牙舰队前来与其会合。法国将军在拥有40艘军舰的情况下,率领该舰队向大西洋前进,基思将军和英国的地中海分舰队尾随其后。当基思将军于布鲁因斯到达后的次日在布雷斯特外面与英军其他力量汇合时,他又重新恢复了海峡里双方海军兵力的平衡。假如他错误判断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动机,比如朝埃及方向航进的话,那么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很有可能会取得在海峡里的兵力优势。
于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被封锁于布雷斯特,英国人却面临着更为简单的战略问题。当被封锁的敌舰队中的一支逃走时,整个战役行动的形势便会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从表面上看,由于法军不得不将其舰队分别部署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英军在两洋之间的直布罗陀和里斯本拥有基地,英国人好像处于内线。但是只要法军舰队停泊在港口,英国人便无法利用其内线集中兵力,并对被分割的法国海军实施攻击;而法国军舰根本无需进行任何防护措施,因为其精心设防的基地可使其军舰免受敌海军的攻击。所以内线对英国人采取防守没有任何裨益,对其采取攻势也无甚帮助,因为当一支被封锁舰队摆脱了封锁时,英国将军通常对法国军舰到底在何处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应在何处集中兵力了。更有甚者,各舰队间的距离很遥远也就意味着通讯联络的缓慢,尽管沿海岸有一个护卫舰环链,可以大大提高对法军逃跑信息的传递速度。
因此,不但英国人无法对位于得到很好保护的港口内的敌舰队采取进攻行动,而且一旦其中一支法军舰队逃脱了封锁舰队的封锁,那么法军便拥有了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发现他们完全处于一种防御作战的战略环境之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和其实施封锁的强大后勤战略分不开的。法国各分舰队由于其设防的港口拥有强大的陆上防御能力,可承担保护军舰的全部负担,所以拥有采取进攻行动的优势,拥有在一旦风向或天气对其有利时实施突然而迅速地出击的能力。法国军舰突破封锁后可选择至少两个以上的港口作为航行方向,当到达该港口时他们将拥有联合其部队的机会,并实现集中兵力,形成有威胁的力量。因此法军所拥有的战略机遇,与拥有利用内线集中兵力、打击延绵相联的敌军部队能力的陆地作战的指挥官很相似。
当波拿巴将军取得了对所有法军的统率权后,他也着手利用这一战略契机将入侵英国变为可能。1805年春天,当其部队在英格兰对面做好准备后,拿破仑发起了一次海上战役,旨在在英吉利海峡取得足够的优势,以便使军队能够渡海到达英格兰。拿破仑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计划在西印度群岛集中兵力。他这样做不仅可以在集结舰队时减少与英军舰队相遇的危险,而且还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是法国和英国远征的传统目的所在,那么英国人不可能无视法军在该地的兵力集结。这样拿破仑的战略便有可能将英军舰队吸引到西印度群岛,正如他在海峡中集中兵力以掩护其入侵行动一样。如同陆上作战中通过分散敌人通常会造成一些可集中兵力予以打击的弱点一样,拿破仑试图在海上也运用这一原则。
他精心构想的这一计划面临着严重困难,那就是克服对其取胜具有决定性意义结果的惟一可能的目标:英吉利海峡。谋图夺取一个极为明显的目标对集中兵力打击弱点极为不利。而且英国的条令长期以来便强调,封锁舰队一旦让其封锁的敌舰队逃跑便要驶向英吉利海峡。还有,反复无常的海风和天气也使得海上作战行动比陆上作战更无确定性。除此之外,在海上作战拿破仑不是依靠那些受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所统领的老兵们,而是依靠那些呆在港口里比在海上的时间长得多的水兵们和那些缺乏他的陆军将帅们所拥有的成功的作战经验的海军将领们。
拿破仑计划土伦舰队首先摆脱封锁,在卡塔赫纳与西班牙军舰会合,再与位于加的斯的舰队会合,之后一同驶往西印度群岛。布雷斯特舰队也可能逃脱出来,前去解救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费罗尔的舰队,并前往西印度群岛的集合地点。整个舰队会驶向英吉利海峡并掩护入侵行动。如果布雷斯特舰队无法逃脱封锁前去西印度群岛,则土伦、卡塔赫纳和加的斯舰队则兵合一处驶向英吉利海峡,解救布雷斯特的舰队,并取得进攻所需的海上优势。
3月30日,维尔纳夫将军摆脱了纳尔逊将军的封锁舰队驶出土伦港,但当他到达卡塔赫纳时,他发现西班牙军舰尚未做好出海准备。出于对纳尔逊的惧怕和其军舰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实际情况,他没有等待而是驶入了大西洋,由于比英国监视加的斯的兵力强大得多,加的斯的8艘军舰加入了他的舰队,之后驶向西印度群岛。纳尔逊没有立即追击,而是停下来以阻断维尔纳夫驶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位于加的斯的英国小舰队按照条令,向北航行,驶往英吉利海峡,纳尔逊也很快起锚驶向直布罗陀海峡。
逆风航行使他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维尔纳夫已经通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由于没有得到维尔纳夫朝英吉利海峡方向航行的报告,并断定他已经去了西印度群岛,纳尔逊便出发前去追赶。拿破仑计划的这一部分实施得较顺利,但由于布雷斯特舰队没有逃脱,拿破仑于是改变了其战略,命令维尔纳夫再稍稍等待一点时间,如果它还不出现,便返回费罗尔去搭救那里的军舰,之后驶向英吉利海峡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
接到拿破仑的命令3天后,维尔纳夫得到了纳尔逊已到达了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考虑到纳尔逊的出现并意识到皇帝的战略确实已经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维尔纳夫立即起航前去解救费罗尔舰队的16艘军舰并向布雷斯特驶去。3天之后,纳尔逊听说了维尔纳夫已驶往欧洲;他推断法军是以加的斯为目标,于是也朝那一方向前进。但从一名碰巧观察到了航行中的法国舰队的护卫舰舰长的报告中,英国海军部发现了维尔纳夫的真正航行方向,于是派出8艘军舰前去增援费罗尔的考尔德将军,并命令其向西巡逻100海里以拦截维尔纳夫。
除了命令考尔德在西面部署舰队以便在远离费罗尔的地方迎击法国-西班牙舰队外,英国海军部还采取了有效措施,防止维尔纳夫的舰队与费罗尔的西班牙分舰队会合。费罗尔的西班牙将军必然是对维尔纳夫已接近的消息得到得太迟了。事实上,他的位置使考尔德得到了处于两支部队之间的内线的有利位置,尽管多变的海风有可能会消除这种优势。例如,一阵由陆地吹向海面的风便可以将西班牙的费罗尔分舰队解救出来,但会使之处于上风的位置,使敌人无法向其发起攻击。但这同一种风向也会阻止维尔纳夫向前航行,却有利于考尔德集中兵力对付他。而从海面吹向海岸的风会阻止费罗尔分舰队驶出,但却能够阻止敌人对维尔纳夫的进攻。不管怎样,两支敌军间的距离在阻止他们集中兵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除非维尔纳夫能够摆脱考尔德进入费罗尔。
7月22日,在考尔德得到8艘军舰的加强使其分舰队军舰数量达到15艘的1周之后,他观察到了维尔纳夫的20艘军舰驶近菲尼斯特雷角。尽管风从西面刮来,考尔德这位令人满意的指挥官很显然抓住了战机,占领了下风的位置,堵住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的航线,类似于陆军在敌人的退却路线上部署了一支部队。虽然如此,考尔德还是采取了进攻行动,两支舰队均采用传统的队形来实施机动,他试图攻击法国分舰队的后部。但当维尔纳夫令其先头军舰带领其舰队队形朝相反方向航行时,两支舰队的最远部分的军舰在浓雾中发生了一次无足轻重的交战。尽管考尔德俘获了其对手2艘军舰,但他在接近敌人时过于保守,考虑到他的战利品和费罗尔舰队,在随后的两天中避免再次进行交战,而维尔纳夫也同样希望避免作战,最终穿过了考尔德并朝费罗尔驶去。
在考尔德与维尔纳夫相遇的3天之前,纳尔逊到达了直布罗陀并在8月3日,即维尔纳夫进入费罗尔3天之后,纳尔逊起锚驶向考尔德早已离开的海峡。拿破仑的计划已经分散了纳尔逊的注意力,但维尔纳夫却在不恰当的时机利用了它。当维尔纳夫的舰队扩大到29艘军舰时,按照皇帝的朝布雷斯特前进、之后绕过爱尔兰和苏格兰去与荷兰舰队会合的命令,他于8月13日驶离费罗尔港。拥有29艘战舰的他,本可以对付海峡中的27艘英国军舰,这支舰队处在他的舰队和布雷斯特舰队的21艘军舰之间的中央位置。纳尔逊率领12艘军舰驶向海峡,在海上航行5天之后,勇气不足和焦虑不安的维尔纳夫知道,他的舰队中的西班牙军舰比法国军舰还差,于是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朝加的斯方向驶去,试图重返地中海。
假如布雷斯特舰队能够逃往西印度群岛或是维尔纳夫能够表现出法国陆军众多将帅所拥有的那种力量和信心特点的话,拿破仑的计划很有可能会奏效。但即使法军领导有能力并有分散纳尔逊的好办法,也会被英国的老水手和舰长的高超的作战技能所抵消。拿破仑没再重新实施海上战役,因为在8月底之前,他准备在陆上实施一次导致他后来实施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战役行动。
随着进攻威胁的消除,英国又重新开始了它的封锁行动。在经历了土伦和加的斯舰队在西印度群岛会合的威胁之后,这一任务则似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但维尔纳夫重返地中海并再次显示法国海军的强大存在的努力使得英国以作战战略采取进攻行动。当维尔纳夫离开加的斯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附近的战役中与之交战,在该处他摧毁了维尔纳夫舰队的一半军舰。在令人难忘的1805年之后,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对英国军舰的封锁和对英国的进攻构成严重威胁。
于是拿破仑命令欧洲绝大部分重要港口对英国进行封锁,那些受他控制的港口要拒绝英国船只和英国货物。英国则禁止中立国的船只在这些港口进行贸易,除非中立国的船只首先抵达英国港口,花钱购买可与拿破仑的港口进行贸易的执照并对其运载的货物上关税。拿破仑则将那些遵守英国这一规定的中立国船只按英国船只来对待进行报复。
拿破仑的办法对英国的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尽管走私活动日渐猖獗。但当英国从被封锁的法国和荷兰手中夺取了美洲和亚洲市场时,其贸易和出口得到增长,其兴盛的商业为对抗拿破仑的长期战争提供了资金,包括对其大陆盟友提供重要的财政援助。法国商业贸易的损失相应地起到了削弱对手的作用。拿破仑的后勤战略于是遭到了失败,而英国的战略则在当时的国际贸易状况下运用得十分成功。
英国海军在支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作战行动方面还发挥了其他重要作用,它运送和增援了英国陆军并向它及其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国提供后勤补给。由于拥有更好海上补给线并有机会从海上撤退使得法国的敌人在西班牙占有了重要优势。
[ 本帖最后由 caizheng12 于 2009-12-18 21:4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