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亚迪桑38分35秒是啥:离婚门槛低引发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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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0 14:16:34 来源:警察网
离婚率逐年上升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对子女的影响是最大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能实现这个愿望的人在逐年减少。
从1979年到2006年,我国以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来计算的离婚率,已从4.7%上升到20%;而上海同期则从5%上升到29%;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有大幅的增加。
此外,还有大量虽未离婚,但却不和睦甚至充满暴力的家庭,给其成员带来的身心伤害不亚于离婚。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情杀事件、毁容事件、青少年犯罪案件,已给人生安全与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我国婚姻家庭的动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构成社会深层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告诉记者。
“蛋壳”里的孩子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震荡是很大的。”北京同仁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洪宝瑟表示,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离异家庭或者“病理家庭”。不和谐家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健康。
初夏时节,在洪宝瑟的诊室里,一个初中男孩却穿着毛背心怀里抱着保温瓶,身体缩成一团,面黄肌瘦。旁边站着他的母亲,母亲向大夫诉说着苦水,这孩子吃东西老吐,“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吃西红柿不能吃皮,要不然会吐的;吃土豆只能吃土豆泥,吃土豆丝就会吐……”一大串“食谱”如蹦豆一般从母亲嘴里蹦出来。
这个男孩叫小磊,因为呕吐,他已经休学两年。母亲带他去了不少医院,始终没查出来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小磊的消化系统没有一点异常。
两年前,小磊在一次书法比赛中获奖,并且有机会去日本交流。这一次,他的母亲没有随行。此前,班里组织春游之类的活动,母亲要么是全程陪同,要么就不让小磊参与,她恐怕儿子发生什么意外。
但这一次,母亲没在身边,小磊偏偏就发生了“意外”。来到日本,在东道主的安排下,中日小朋友共同去游乐园玩。尽管语言不通,两国的孩子们依然玩得很尽兴。过山车惊险刺激,看着其他同伴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小磊也跟着去了,他甚至都没想过害怕。然而,两三分钟的惊险旅程结束之后,小磊一踏上地面就开始呕吐。
回国后,小磊把他的“遭遇”从头到尾给母亲描述了一番。母亲就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开始四处求医,但小磊的呕吐症状却不见减轻。
洪宝瑟告诉记者:“他的呕吐是神经性呕吐,一紧张就会吐。”坐过山车呕吐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却被这对母子过分夸大。
“如果这孩子不在单亲家庭里,在一个有阳刚之气的家庭里,或许不至于此。”洪宝瑟表示,他母亲是依赖性人格,这种性格慢慢就感染给了孩子。另外,小磊的父母离婚,使这个家庭失去了父亲的阳刚之气,母亲的阴柔之气在小磊身上就被“发扬光大”了。
离婚后,母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小磊身上。“她对孩子肯定是关心的,而且关怀得太精品化了。她通过爱的形式对孩子施加了控制。”洪宝瑟表示,不能把孩子放在自己设定的像蛋壳一样的亚文化里。在蛋壳里,孩子一切都很顺利;一旦出了这个蛋壳,他就到处碰钉子。
对于离异家庭的孩子和农村留守儿童,洪宝瑟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受家庭的影响,他们的心态、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变化,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有些活动他有能力去组织,但他退缩了。一开始是他自己内心的变化造成心理的退缩,后来逐渐边缘化了。他对社会的认知、操控能力都不行了。”
犯罪与不幸的童年
去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100名少年犯的抽样调查显示,有近60%来自于离异家庭。
据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关颖的一次关于“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调查,少年犯中认为父母关系不好的占34.89%,与父亲、母亲关系不好以及遭受暴力侵害者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普通的城市青少年。
“犯罪的孩子都有不幸的童年,他们的童年都是很坎坷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尚秀云法官告诉记者。
谈起离异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的原因,她说,夫妻离异之前,他们的争吵、打骂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人间的温暖、和谐、友好,他感悟到的是人与人的反目为仇、冷漠无情、残忍、暴力。他感悟到这种情感,就会用这种情感对待他人、对待社会。
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事件中,25人丧生火海。纵火者是四个孩子,他们都来自离异家庭。其中,年龄最小的张某只有13岁,他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在外面作风不好,回到家就打他妈妈,逮着什么就拿什么打。有一次,妈妈一下子撞到电视机上,屏幕都被撞得粉碎。
“这几个孩子在学校就向同学要钱,谁要不给,他们就往死里打。同学们都特别怕他们,让谁带钱谁也不敢不带。”尚秀云说,后来这种恶习积累多了,他们就去放火。“这些孩子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我认为父母是非常有责任的。”
这些因为父母离异而受心理疾病困扰甚至走向犯罪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会是怎样?尚秀云表示,这将会“恶性循环”。
洪宝瑟告诉记者,有很多离异家庭的孩子,到青春期时就追求性生活上的新潮。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出轨,他们的孩子则更容易在性生活上放纵自己。
而目前大学生同居者更是普遍,其中不乏“玩玩而已”者。“两人根本没打算结婚,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不对谁负责任。这就是家庭不负责任的世袭,在这种世袭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够组织一个家庭,对这个家庭一辈子负责?”洪宝瑟有些担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
婚恋观的世袭则被一份报告印证。在一份题为《为什么婚姻重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21个结论》的报告中,其中有一个结论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发生非婚生育和遭遇离婚的可能性高于完整家庭的孩子。”在美国,非婚生育和离婚好像遗传病一样代际传递。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女孩,比双亲而又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做未婚妈妈的可能性高三倍;单亲家庭的孩子后来的离婚率也比普通孩子高两倍。
离婚新增贫困群体
这份报告还指出,离婚和未婚生育增加了儿童及其母亲遭遇贫困的可能性。在美国,妇女、儿童的贫困率都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据调查,在不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数人至少要在贫困线以下生活一年;离婚妇女中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会遭遇贫困。
在我国,因离婚而遭遇贫困的现象与美国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对北京两个区法院诉讼离婚的100对有子女的中、青年夫妻的跟踪调查,发现85%的子女都由女方照顾。离婚五年之后,男方再婚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女方再婚比例只有22%。离异女性中,经济状况恶化的占65%,身患需治疗疾病的占20%。“单身母亲的身心健康及医疗保障,已成为又一个新增的妇女问题。”
根据北京红枫妇女心理服务中心近年的调查,74.4%的单亲母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困难。
“单身母亲的贫困化,已经构成了城市里的新增贫困群体,但并没有引起社会保障部门的重视。”陈一筠告诉记者,母亲抚养孩子,经济水平自然会下降。另外,有些男的会千方百计减少抚养费,这样以来女性生活困难的情况比较严重。而社会对单身母亲的就业歧视,则使她们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户数的分离,给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了挑战。“我们永远在谈保障、谈贫困,如果我们不去关注离婚问题的话,恐怕保障问题、贫困问题没办法解决。”陈一筠表示。
公共政策的缺失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升高,复婚率也逐年攀升。2006年,上海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有37394对,复婚数达4326对,与2005年3301对复婚数相比,增加了1025对。北京的复婚率也达到17%左右。
“复婚率的升高,一方面说明轻率离婚比例比较高,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离婚后的前景并不好。”陈一筠表示。有关调查显示,离婚者当中有一半是后悔的,如果当初慎重地考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因此婚姻家庭的辅导、教育便尤为重要。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从青少年的恋前教育到大学生的婚前训练,以及成人教育中的恋人学校、夫妻课堂都很普及。美国佛罗里达州提出,在五年之内将离婚率降低五个百分点。其办法不是阻止离婚而增加痛苦的婚姻,而是通过婚前教育,增加幸福的婚姻,降低离婚的风险。美国佛罗里达州甚至在高中开设了恋爱教育和婚前准备课程。“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毫无措施,只由少数的群众组织在自发地举办零零星星的讲座,根本未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线。”
陈一筠介绍,在国外,有专门的部、局等政府机构来管理婚姻家庭事务。美国有“家庭与儿童福利部”、“全国儿童专门委员会”等,英国有“家庭事务部”。在政府的统计部门,有关婚姻家庭的数据是重要的社会统计指标,也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而我国从未建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管理婚姻家庭事务,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找不到。
“婚姻家庭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政府给予的关注太少。作为一个科学信息传播与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方面,被各级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严重忽视。”陈一筠认为,“这种状况若不改变,人们对恋爱、婚姻、性及养育子女等问题的无知、误解、愚昧,将导致更多的婚姻家庭问题乃至悲剧。”
法律的漏洞
“我国没有《家庭法》,也没有专门的‘家事法庭’,现有的婚姻法有太多漏洞和不可操作之处,特别是关于离婚的放任太多,限制太少。”陈一筠介绍,在美国大多数州,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婚,都有专门的“家事法庭”来裁决,并且要求相当的等待期,从半年到18个月,其间法庭要做一系列的审查和调解,甚至在必要时约请心理咨询师介入。法学专家认为,我国离婚登记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和认真关切未成年子女的权益,既没有要求协议离婚双方要征求子女的意见、表达子女的愿望、达成符合孩子最大利益的协议,也没有要求民事婚姻登记处对离婚协议进行合法的评估、审查和监督执行。
为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建议修改我国目前的离婚登记与诉讼程序。她建议,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不适用“协议离婚”;有10周岁以上子女的,在“协议”和“诉讼”离婚前都必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愿望,而且应当由登记部门认真审查协议的公平性;同时设定离婚考虑期,至少应为一个月。
而目前,我国离婚手续简单,办离婚证能够“立等可取”。而法院也成了守住婚姻的惟一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据了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调撤率超过30%。法官胡建勇告诉记者:“审判时,对婚姻破裂慎之又慎。第一次上诉,我们通常不作判决,第二次第三次上诉时,才会考虑。”“很多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事,尤其是感情的事,所以很多情况下还是要让他们把心结打开。尽量给他们做沟通、调解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有利于保护双方的利益,尤其是女方的利益。”
(注:文中小磊为化名)
摘自4月2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